“此次校企合作，达成1类新药项目成果的转让开发，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是推动重大科技成果加速转化的重要举措。”

    国内1类新药项目成果转化6月初传出重磅消息：暨南大学与广州市力鑫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鑫药业）正式签约“双一流”学科产学研合作暨化1类新药项目转让。力鑫药业以1亿元获得暨南大学药学院院长、药物化学生物学研究所所长丁克教授研发的“抗肿瘤新药多激酶抑制剂JND32066”的全球市场独家开发权利，双方将进一步推动该创新药物的开发上市，造福全球肿瘤患者。此外，双方还共建药物研发联合实验室，力鑫药业将投入1000万元人民币打造肿瘤免疫新药研发技术平台。

    “此次校企合作，达成1类新药项目成果的转让开发，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机制，是推动重大科技成果加速转化的重要举措。”广东省科技厅二级巡视员周木堂评价道。

    抗肿瘤药“种子发芽”后，合作水到渠成

    此次暨南大学和力鑫药业的合作，主要聚焦在抗癌新药研发和技术平台搭建上。

    多激酶抑制剂JND32066缘何能被力鑫药业的“绣球”命中呢？“这是针对引发发生肿瘤的基因而研发的一个靶向药，具有全球专利。”丁克介绍说，“肿瘤在发生、发展过程中，人体会产生许多基因变化。该药物主要是抑制变化的基因，从而阻断肿瘤的发生、发展进程，让肿瘤生长得更慢。”

    丁克专注于抗肿瘤药物研发。“目前抗肿瘤的药品还做不到‘药到病除’的效果，它最主要是延长患者的生存寿命，并减少临床痛苦。”丁克现阶段的梦想是希望通过药物，把严重威胁生命健康的肿瘤疾病变成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的慢性病。

    此次签约，并非是双方的首次“牵手”。2017年，暨南大学和力鑫药业合作共建实验室，主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开展以肿瘤免疫靶向治疗药物产品为主攻方向的合作。“现在转让的科研项目正是前期实验室的一个早期研究项目。”丁克说。双方早期合作研究表明多激酶抑制剂JND32066具有显著的体内外抗肿瘤活性，且预示了其广泛的瘤谱应用空间。

    “前期的合作相当于我们播了一颗种子，现在种子发芽了，丁教授把发芽的种子卖给我们。”力鑫药业研发商务总监刘恩桂打了个比喻来描述双方水到渠成的合作关系。

    双方此次合作的另一内容——共建药物研发联合实验室，打造肿瘤免疫新药研发技术平台，正是前期共建实验室的“升级版”。双方希望通过校企深度合作，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加快重大科技成果转化，计划在未来3—5年内产出5—6个全球首创的1类新药项目，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丁克表示，希望在此平台基础上，通过3—5年的努力，能够针对肿瘤治疗打造一个真正的药物产品链。

    不谋而合，科学家与企业家坐到一张桌子上

    新药研发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万一失败了，1亿元就有可能打水漂。对此风险，力鑫药业很笃定。“这个科研成果，我们跟踪多年。在研发方面，丁教授团队持续创新，技术处于国际前沿。更主要的是，其研发策略和企业的发展战略不谋而合。”刘恩桂直言，公司正处于转型发展期，需要差异化的创新项目。虽然存在风险，但丁克团队以往研发的成功率让他们充满信心。

    根据合作协议，力鑫药业以1亿元买下多激酶抑制剂JND32066的全球市场独家开发权利。刘恩桂告诉科技日报记者：“1亿元是里程碑支付，而且这1亿元属于前期开发及购买项目权益的费用，公司后续还将投入更多费用将产品开发上市。”

    练就“金刚钻”，干好“瓷器活”。“我是做药的，一定要做临床所需的药。”丁克给自己的新药研发之路定了调。经过多年的稳扎稳打，丁克带领团队已构建了一个集药物化学、化学生物学、结构生物学和药效学评价及作用机制研究等为一体的多学科交叉、科研设施完善的药学和化学生物学研究平台。这正是让力鑫药业最为放心的地方。

    丁克团队成功设计和合成了一系列创新药物成果，并实现了转化。其所研发的“可克服慢性粒性白血病临床耐药的新一代Bcr-AblT3151突变体抑制剂HQP1351”已转让，在中国和美国完成2期临床，今年5月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授予孤儿药资格；同时，研发出世界首个亚型选择性ERRa激动剂（针对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世界首个选择性DDR1抑制剂（针对肿瘤和炎症疾病的治疗）、世界首个选择性ZAK抑制剂（针对肿瘤和炎症疾病的治疗）……

    “针对《我不是药神》中的‘格列宁’用药后耐药的临床问题，我们历经7年，研发成功了第三代产品HQP1351，能解决上述耐药问题。在合作企业的努力推动下，有望在今年或明年上半年在国内获批上市。”丁克透露。

    结合自身经历，丁克认为打破科研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应着重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科研人员应考虑：成果是否是产业所急需？我的观点是一定要从临床需求中找课题，从企业发展瓶颈找项目。另一方面新药研发不仅投入大，且对技术、人才要求也高，企业可充分利用高校院所的人才优势来实现新产品的开发。”他坚信，只要企业家跟科学家能够坐到一张桌子上想一件事情，围绕问题开展深入合作，一定能够推动产业发展。

    机制保障，争取8年内转化药物实现上市

    从2012年开始进行成果转化至今，丁克感受最深的是，从国家到地方再到高校，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措施均越来越完善。

    以其所在的广东省为例，2019年广东出台“科创12条”，围绕科技成果转化提出了诸多体制、机制的改革新举措。生物医药产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今年，广东省科技厅又会同广东省发改委等9个部门，联合印发实施《关于促进生物医药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作为首批获得广东省经营性领域技术入股改革试点单位，暨南大学出台了《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实施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成立科技成果转化管理机构，构建起包括“里程碑”许可开发、发明人实施和专利公开许可等科技成果多元转化模式，建设以新型研发机构为核心的多层级转化孵化平台。2016年以来，学校成果转化收益合同额和技术转移收入超12亿元，孵化了4家上市企业和多家高科技企业。

    “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需要有资金扶持。”暨南大学校长宋献中说，学校成立了金额2亿元的广东暨科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这是广州市目前唯一由高校牵头成立并获批的成果转化基金。该基金在学校内部定期遴选科研项目孵化，借助专业的机构投资人，实现科技成果精准转化。他强调，学校孵化成功后，还需要企业接手培育，才能提升科研成果转化的成功率。

    在丁克看来，科学家主责是专心做科研，至于转化的谈判过程，完全可以交给学校专门的管理部门操作，科学家可以不参与。他说：“只要把事情摆到桌面上，所有信息公开、透明，科学家没必要担心成果转化转移过程中的其他风险。”

    有完善的转化机制保障，对于此次的转化合作，丁克充满信心。他说：“完成转化后，我们将进一步推动该药物的研发，希望6－8年左右实现上市，服务肿瘤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