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近来媒体报道了一种现象，大多数文科类专业课程的考核方式以期末课程论文为主，而大学老师根据学生上交的课程论文评定成绩，学生看到的，往往只有分数，不知自己的论文具体“得失在何处”。实际上，在离我们不远的过去，给作业或论文写评语是老师指导学生的基本方式，也是身为人师的教学“基本功”，即便不发回给学生的，也不例外。钱穆在《师友杂记》中记载了读书时的一桩往事。当时，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上学，吕思勉先生教地理课。一次考试之后，“诚之师在其室中阅卷，有数同学窗外偷看，余不与，而诚之师亦未觉窗外有人。适逢余一卷，诚之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此等考卷本不发回，只须批分数，不须加批语。乃诚之师批语，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手握一铅笔，写久须再削。诚之师为省事，用小刀将铅笔劈开成两半，俾中间铅条可随手抽出，不断快写。铅条又易淡，写不出颜色来，诚之师乃在桌上一茶杯中蘸水书之。所书纸遇湿而破，诚之师无法粘贴，乃以手拍纸，使伏贴如全纸，仍书不辍。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这段欲罢不能的评语，钱穆并未看到，吕先生也应该知道并不会反馈给钱穆，但依然写得如此激情澎湃，除了受钱穆精彩答卷之感动外，应该也和他将之视为教师本分有关吧。

    陈寅恪先生是公认的学术大师，三联版《陈寅恪集·讲义及杂稿》中收录了他给学生论文所写的数则批语，读来也给我们不少启发。1936年6月16日，他为清华大学国文系刘钟明的论文《有关云南之唐诗文》写的评语是：“本论文范围甚狭，故所搜集之材料可称完备，且考证亦甚审慎……所可惜者，云南于唐代不在文化区域之内，是以遗存之材料殊有制限，因之本论文亦不能得一最完备及有系统之结论。又本论文题‘有关’二字略嫌不妥，若能改易尤佳。”同年，他给清华大学历史系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写了如下评语：“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

    两则评语虽短，但传达出陈先生治学的基本取向，以及学术评价的准则。首先是材料的完备，刘同学材料搜集得充分，张同学则在材料上有欠缺。其次是选题的价值，刘同学选择云南研究唐代诗文，在陈先生看来离唐代主流文化过远，缺乏普遍意义，甚为可惜。最后，或许也是最重要的，则是学术的规范。陈先生在评语中不但提出了凡引必注的要求，而且要求说明被引之文与，“本论文异同之点”。这是和陈先生自己治学讲学的“四不讲”原则一致的。所谓“四不讲”，即“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也就是说，论文的引注并不是掉书袋炫耀自己读书多，也不是拉大旗做虎皮、搞“权威”论证，而要服务于论题所需。

    与陈寅恪并称“二陈”的陈垣先生，对学生的作业、论文也是亲自批改，而且十分细致。据他的学生回忆，陈垣看到学生比较好的文章或者文章使用了新材料，就会在眉批中写上“探骊得珠”“诸卷所无，足征独到”等加以表扬，还会在文章的最后写总评。除了写批语，他还在文章中打上各种记号，最好的在文章开头右上角画三个圈，其次是两个圈一个三角，再次是两个圈。段落中如有为他欣赏的字句，也加以圈点。对于文章中应注意的缺点、错误或用字不当，陈垣也在眉批中指出，如“非本题重要材料，则人名不必列举”“共见之文，不必多引”有的学生毛笔字不够工整，陈垣提醒其注意书法；有的同学用了一个自造的“简化字”，陈垣直言不讳地写了“此字予不识”。陈垣给学生批改作业，不但认真细致，而且“一笔似米芾又似董其昌的小行书”，就像在课堂上写板书，“永远那么匀称，绝不潦草”。

    人们谈到学书法时，喜欢用一个词“手把手”。确实，“手把手”的方式可以传递用笔的直观感受，体会分寸和火候，对于把学习者快速领进门很有好处。其实，老师给学生批改作业，表扬长处，指出缺点，也是一种“手把手”的教学方法，不但对于某篇论文、某位学生大有裨益，而且事关学术态度、方法和精神的传承，难道不值得引起重视和大力提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