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霍金去世的消息刚一发布，我便于凌晨在巴尔的摩闻知噩耗。那一瞬间，我脑中闪现出斯蒂芬坐在电轮椅上转圈的样子，脸上挂着大大的咧嘴笑容。

    1970年代末，我师从斯蒂芬攻读量子引力学博士。正是广义相对论的那种美，以及它试图“理解”宇宙的那种大胆，诱惑了我这个十六岁的中学生，我的理想从成为一名职业运动选手变成了成为爱因斯坦第二，从此我的学业进步神速，让我的老师们都倍觉惊奇。

    当师从斯蒂芬攻读博士的机会摆在我面前的时候，量子引力的种种挑战让我犹豫不决。但是，他的声望、他的胆识和乐观说服了我。我问他有没有什么现成的方法可以测试量子引力，他说“没有！”，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了他著名的招牌咧嘴笑。他当时正在研究一种方法，叫做“量子引力的欧几里得方法”，它基于由知名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做出的一个对量子力学的直观的重新阐述（也借鉴了狄拉克的一些想法）。而且，斯蒂芬猜测量子引力效应可能很强，因为量子效应造成的微小黑洞可能释放大量的霍金辐射（小黑洞把物质转化为能量的效率远远大过核聚变，因此可产生终极武器）。

    斯蒂芬的研究小组人不多，很像一个大家庭。我们轮流帮他喂食和做其他琐事。

    我们偶尔跟他一起去看电影，比如《热情如火》《黑洞》。我记得一天下午他觉得很无聊，我帮他玩《龙与地下城》游戏。

    那时候斯蒂芬还能说话，只是越来越困难。我勉强能听懂他的话，但是从来没有真正掌握这个技能。我读博第一年，他放弃了自己讲课，因为很显然听众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听懂他的发音（他们听到他讲的笑话会大笑）。所以他准备好讲稿，坐在讲台上，让一个学生来讲。那时候我特别腼腆，很庆幸他从来没有要我上台去讲。

    我记得，尽管我的学业进展寥寥，他却一直非常支持我、鼓励我，他的幽默感几乎无所不在。我尤其记得他开玩笑说，想要把引力量子化也许是一个物理学家发疯的第一个征兆（这源于一个英格兰中学生的笑话，发疯的第二个征兆是自认为你成功了）。他的残疾几乎从来没有被人提起过，他似乎很笃定坚决不让身体的残疾阻止自己做任何事。他是那么乐观向上，只要他在场，我的脑子里就从来没有冒出过为他感到难过的念头。

    斯蒂芬一直对人工智能很感兴趣，在他去世前几年曾谈及AI的潜在威胁，说人工智能“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糕的事”。2015年他在“关于人工智能的公开信”上签名，呼吁对人工智能的社会影响进行研究。作为人工智能领域一名积极的研究人员，我认为人工智能的短期风险往往被夸大了，但是我同意人工智能专家斯图尔特·拉塞尔的观点，他也在公开信上签名了，认为“是时候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了，现在做不算早”。

    很可惜我一直没有机会与斯蒂芬探讨这些问题，不过我觉得我的观点应该不会对他有丝毫的影响。1980年代初我转向人工智能研究后我们见过几次面，他当时听到人工智能很感兴趣。当然，那时候人工智能还很原始，没有高级到能产生任何威胁。但是，斯蒂芬也许已经开始担心它的潜力。1979年，他被剑桥大学任命为卢卡斯数学教授（他的前任包括大名鼎鼎的艾萨克·牛顿和狄拉克），在他著名的就职演讲中，他猜测物理学可能在三十年后消亡。发言结束时，他戏言即便物理学没有消亡，物理学家也有可能不复存在，因为他们都会被计算机取代！他的这种担心到现在看来尚不成熟，可以说人工智能勉强让物理学家能更好地开展研究。

    诚然，斯蒂芬本人可以被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之一。他在《时间简史》封面上的照片——一个身体残疾的人坐着轮椅，身后是浩瀚星空，传神体现出他克服巨大的生理残疾探索万物最根本的存在问题的胆略和决心。这不就正像是，在一个不起眼的银河系中偏远一隅的一颗小行星上，一支猴类种群如何认识宇宙的基本规律？（本报记者 张景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