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支撑文明探源

    本报记者 唐 婷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原生文明之一，延绵至今不曾中断。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原所长王巍看来，搞清它的起源与进程、性质与特点，对于完善世界文明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项目（以下简称“探源工程”）执行专家组组长是王巍的另一个身份。探源工程自2001年启动预研究，在预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开展了四期研究。

    “研究地域从豫西晋南地区逐渐扩大至整个黄河、长江和西辽河流域，为中华文明演进过程构建了一份更为详实的年表。科技手段的应用为项目成果的取得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王巍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

    “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国家、民族，都会好奇问题的答案。

    儿时起，从课本或书籍上，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字句，也深深地为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而自豪。

    然而，当翻阅近现代学术史时，不难发现，对中国是否真有5000年文明史，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有着许多不同的声音。

    “此前，国外有学者认为中华文明历史只有3300年，起点是发掘出甲骨文的殷墟遗址，国内有学者则认为中华文明应从‘禹传子，家天下’算起，是4000年历史。”王巍说。

    而探源工程通过大量田野考古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将中华民族“家谱”追溯到了5000多年前，证实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绝非虚言。王巍向记者展示了探源工程所构建的中华文明演进过程年表。

    从年表上可以看到，距今5300年左右开始，长江、黄河及西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在距今5300－4300年期间，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进入初期文明阶段。

    这一时期，从辽西到长江下游，不同区域都孕育出了具有各自特征的文化系统。比如长江和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晚期，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等等，散落在各地的文明火花呈现出一派满天星斗的气象。

    同时，各主要文化区的文明化进程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加速发展和演变。在距今3800年左右，以二里头遗址宫城和官营手工业作坊出现等为代表，文明发展至一个新的阶段。“中原夏王朝进入到兴盛期，它所创造的一整套礼仪制度强烈地向外辐射，其影响不仅遍及黄河、长江流域，甚至向南到达今天的越南北部，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历史格局至此形成。”王巍指出。

    梳理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

    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便是如何定义文明？文明形成有哪些重要标志？

    关于文明形成的标志，首先是由西方学术界提出的，比如出现文字、城市、金属器后，人类社会就进入文明阶段了。

    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等曾提出了早期文明的10多项标准，包括有一定规模的遗址、人口要达到5000以上、有权力机构、有大规模的公共建筑等等。

    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看来，上述标准是从对西亚地区苏美尔文明的研究中提炼出来的，不能简单搬来套用在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中。他强调：“我们要做的应该是从对史前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凝练总结中华文明的特质，进而更多地参与到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在对人类文明进程本质的探寻上做出来自中国学术界的理论贡献。”

    通过十多年的研究，探源工程项目组专家归纳出了符合中国历史情况的文明形成标志，即文明形成的本质是国家的产生。王巍列举道，文明形成的主要特征包括：农业与手工业显著发展，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工；社会显著的阶层分化，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出现了大型建筑和公共设施为主要标志的都邑性城市；暴力与战争成为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出现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

    在修正文明标准的同时，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总结。“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基本特征，兼容并蓄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延绵不断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典型特征。”王巍表示。

    在王巍看来，探源工程不单是对文明源头的追寻，更关注的是文明形成的过程。“我们研究的并不是中华文明起源于哪一年、哪一个地方，而是各区域性的文明之间如何互动，如何从多元走向一体，最终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格局。”

    科技让文物会“说话”

    “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热播，增进了公众对文物的认知。事实上，想让文物“开口”，只能靠人将其所包含的历史信息提炼出来，其中少不了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

    据介绍，探源工程采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技术路线，集中了考古学、文献史学、生物学、天文学、农学、医学等17个学科的研究力量。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涵盖了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大门类，这在我国基本没有先例，在世界上也不多见。

    在王巍看来，碳十四测年技术、DNA检测、锶同位素分析、遥感信息技术等科技手段的应用，给考古工作增加了“望远镜”和“显微镜”。它们极大地丰富了从遗存中获取信息的方法，使考古研究人员能更多地了解远古时期人民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信息。

    在考古遗址中，人们经常能发掘到含碳的有机质样品，这些样品来自曾经的生命体，因为光合作用，它们活着时体内的碳十四浓度与当时大气中的碳十四浓度一致。而一旦死亡，它原有的碳十四浓度就遵循放射性衰变规律而不断下降。通过碳十四放射性衰变规律的计算和树轮校正，就可以得到相应的考古事件年代。

    “测年技术应用对于确定文明演进年表中一些重要事件的节点，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王巍还指出，一些过去和考古看似关联度不大的技术也带来了一些新的发现。比如考古更多关注地下的发掘，而在空中“俯瞰”的遥感信息技术则帮助发现了良渚古城外围的大坝。

    至于DNA检测、锶同位素分析等新技术的应用，则可以挖掘到更多以前无法了解的信息。比如，DNA技术可以帮助确认墓葬中的个体之间的血缘关系，进而对当时的墓葬文化有更深认识。此外，对人和动物牙齿里所含的锶同位素进行比对，还可以分析他们是否进行过迁徙，是当地的原住民，还是从别处而来的移民。

    “探源工程极大促进了各种技术在考古中的应用，客观上也推动了相应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多学科的有机融合，这也是该工程的一大特点。”王巍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