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盖伦

    10日上午，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刘玉村委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关于医改的问题时，说了这么一句话：“医疗方面涉及到健康问题，很容易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来评价……新的材料、新的生物制药产品的出现，给医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这话乍一听令人困惑；然而仔细一想，我又不禁重重点头——还真是！

    “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10日下午的委员通道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委员说，“医学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两位委员的话，就这么奇妙地呼应了起来。

    我们真的会被对医疗能力的幻想所蒙蔽，忽略了医学技术有其不能及之处，也愿意一厢情愿地相信，奇迹发生的概率虽低，但自己一定是幸运的那个。既然医学已经攻克了部分过去所不能攻克的疾病，我们便不愿意承认，自己患上的，恰恰是所谓的“不治之症”。

    医生阿图·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里写：“我们告诉那些病入膏肓的病人，全力进行的治疗是一趟你随时可以下车的列车——只要说一声就行了。但是，对大多数病人及其家人，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

    “不惜一切代价”，似乎成为生命走到终点时的主流选择。医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要求，或者说是嘱托。其实，这里的“代价”，既指金钱和医疗资源；有时，也指病人所承受的毫无意义的痛苦。

    有资料指出，一个人一生健康投入的80%用于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意即临终救护占据医疗支出的最大份额。在两年前的两会上，安宁疗护一度是医疗圈的热门话题。安宁疗护的核心，是帮病人有质量有尊严地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光。我还记得，当时有代表指出，安宁疗护，可以节约医疗资源，减少无望救治的案例，让临终患者能自主安排最后时日，也可有效降低家属的悲伤反应。

    不过，正如刘玉村委员所说，医疗救护已成为一个道德问题。送家人去往安宁疗护机构，可能会担上“不孝”的骂名。观念上要转，难。而且，说实话，我国并没有足够的安宁疗护机构，大医院的安宁疗护床位也不足，社区家庭服务不够成熟，从业人员的素质和技术水平还有待提高……

    但不管怎样，如何迈过死亡这道槛，是优雅还是狼狈？社会、医院、病人和家属，确实都该有更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