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中国书画讲究诗书画印一体，不少人把印章作为欣赏、鉴定书画必不可少的部件。但是，历史上也有书法家不喜盖章。谢无量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书法有不少是不盖印的。我手头有一本最近出版的《神霄真逸——谢无量诗书文稿》，收入谢氏书法作品不少，其中相当一部分没有章，只有“无量”等落款。据说，篆刻家朱其石以为谢无量不喜用名章，就刻了一方章“无量寿”给他，这也可谓煞费苦心了，既嵌入了谢无量的名字，又像是一枚闲章，不过，谢无量仍然搁置不用。也有人说，谢无量不喜用章，是因为书法已自成一派，无须再用印章来“验明正身”了。我想，不论这种猜测是否为谢无量的真实想法，他的字具有极高的识别度，却是毋庸置疑的。

    谢无量出生于1884年，去世于1964年，阅世80载，横跨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中年时他的书法已受很高的推崇。张大千誉之为康南海之后第一人，于右任也自叹不如。当然，文人之间的称赞时有溢美之处。不过，直至今日，当我们静下心来品读谢无量的书法，仍然感到一番独特的味道。好比弘一法师晚年绝笔“悲欣交集”四字，看来不事雕琢，但一经寓目即深印脑中，难以忘却，言语难述其妙，思之回味无穷。

    谢无量或弘一法师的书法，何以有如此高的识别度，我想，主要不是在形式上下了多少工夫，或者说形式上给人的新鲜感并非根本原因。最重要的在于他们的经世胸襟与文化修养，也就是所谓“字外功”。同为书法家的吴丈蜀评谢无量有云，“成家岂是临摹得，造诣全凭字外功”。和今人把书法当作一种纯粹的艺术不同，在谢无量那个时代，书法的实用性还比较强，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生活中的艺术”。而真正的文化又都是浸润于生活之中的，表现为一种人生态度。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在那个年代，书法表达人的精神世界更加直接。一落笔，格调就分出高下来了。

    书法史上有这么一段公案。书法家沈尹默说：“廿五岁由长安移家回浙江，在杭州遇见一位安徽朋友，第一面一开口就向我说，‘昨天看见你写的一首诗，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听闻此言，沈尹默乃苦练书法。这里的“安徽朋友”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皖人陈独秀。为了去俗，沈尹默在技法上下了很大功夫，力求指实掌虚、掌竖腕平，用大羊毫蘸着淡墨勤临汉碑。应该说，自古书家不乏重视技术路线者。梁同书就说，“心正笔正，前人多以道学借谏为解，独弟不以为然，只要用极软羊毫，落纸不怕不正，不怕不著意把持，浮浅恍惚之患自然静矣”。这话可能有些道理。据说，谢无量写字用鸡毫笔。冯其庸回忆说，谢氏写的最好的《自书诗稿》就是用鸡毫写的。“笔毫软如棉花，根本无从着笔”。因此，对于腕力的要求就很高。

    不过，在传统的书法品评中，俗与不俗不但是书法的首要问题，而且首要也不是个技术问题。这就难怪陈独秀在后来写给沈尹默的诗中，依然语带批评地说：“论诗气韵推天宝，无那心情属晚唐，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写诗的水平高低在诗外，书法的道理也是如此。在写给台静农的信中，陈独秀更直言沈尹默虽“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但是“字外无字，视三十年前无大异也”。“字外无字”，就是缺少“字外功”，或者说没有嚼头，回味不够绵长。谢无量的书法就不一样了，虽然看似随意写来，不讲究技巧，有的字甚至如酒醉欲人扶，被称为“孩儿体”。通篇看来，却趣味盎然，令人大起玩味之心。

    当然，谢无量是重视基本功的。他师法二王，游心篆隶和南北朝碑帖，积学酝酿，自成一体。他曾对女儿说过，写字要笔对鼻梁，大拇指和食指执笔时要能放上一杯水，写时水不溢出，才算合格。还要女儿熟读各种字帖，一直到闭上眼，字的一切能出现在脑海中。这些无疑都是练“技”。不过，除了技巧，还有一点更不容忽视，就是胸襟。谢无量并非书斋里的文人，更不是困守笔墨纸砚的书法家。他的志业在治国安邦。早年他主持《京报》笔政，评议时事，又与汤寿潜、章太炎等人交游，参加立宪运动，还做过孙中山的秘书。这每一个名字，都不啻为垒起现代中国大厦的一块基石。这样一个朋友圈，已是今天的书法家无法企及。何况谢无量还写了《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等许多著作。正因为这样，他才做到了笼天地于笔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