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布的《公共图书馆法》，是十九大后出台的第一部文化法律制度。引人注意的是，二审草案中委员争议的“国家鼓励学校图书馆、科研机构图书馆以及其他类型图书馆向社会公众开放”，正式公布时不仅没被“拿下”，措辞还由“鼓励”变成了“支持”。这对国家的科学文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审议时，委员对开放学校和科研机构图书馆有一些担忧。比如担心空间不够，怕学校图书馆占位子的问题，在对外开放后更甚从前；担心安全隐忧，怕社会人员进校园，干扰教学秩序，甚至发生事故；还有资源占用——为保护本单位研究者的权益，特色资源恐怕不便共享；而一般的馆藏数据库资源因为购买时有约定使用次数，也不便无限制地随意开放。

    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在创新面前，困难是考验，而不应成为故步自封的理由。国家鼓励学校和科研机构图书馆向社会开放的意义，不止是让公众多看几本书，更在于推动社会文化氛围建设的整体进步。因为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对图书馆主管单位、管理者和社会公众都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

    摆在图书馆主管单位面前的首要课题是如何合理配置科学文化资源。要解决空间不足的问题，就得扩建场地，分区开放；想缓解资源不足的矛盾，就需要购买更多馆藏图书、数据库资源服务。而对图书馆管理者来说，面对学生、科研人员以外形形色色的社会公众，服务的对象更复杂，要求更多，这对其管理水平是种考验，如何让一般读者、专业研究者各得其所，需要各馆因地制宜，根据自身情况制定完善合理的管理机制。比如特色馆藏资源，借鉴科研仪器设备的共享机制，对资源使用情况联网登记，在满足本单位使用的前提下，让社会上更多有需要的人通过提前预约、资质审查的方式共享使用，不失为解决资源闲置问题的方法。

    另一方面，进入学校、科研机构的图书馆，对公众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科研机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共场所，一般读者在遵守公共秩序之外，还要遵守学校、科研机构的规章制度，确保不扰乱正常教学、研究秩序。这不仅需要规则的约束，更考验个人修养和文明素质。反过来说，学校、科研机构图书馆在向公众传播知识的同时，也传播了浓厚的治学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