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王国维先生逝世已经90年了。今天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王国维，大都身形干枯、神情落寞、闷闷不乐，用他自己的话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依我想来，王国维在世时，心中定是有不少烦恼的。他为人老实。鲁迅说他老实得像火腿，鲁迅又说过老实是没用的别名。不消说，王国维是个极有智慧、看事极远的人。然而，老实人拥有智慧，并非幸事。有菩萨心肠无霹雳手段的人，结果往往是苦了自己。他的自沉，就与此有关。

    不过，我想，王国维最大的烦恼还是来自内心分裂。近代学者中，王国维大概是与“难题”最有缘的学者之一，我以为他最耐琢磨的一个难题，是其青年时提出的可爱与可信的问题。当时，他正痴迷于哲学，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

    发现这一点，让30岁的王国维很不爽，“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这里的“可信”，大概是指能为经验证明之物；而“可爱”，则是心向往之，却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东西。与此可形成对应的是王国维的自我鉴定：“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犹疑的语言，流露出的也是困惑与迷茫。

    其实，“可爱”与“可信”的问题岂止存在于哲学，分明是天下思想学说之任督二脉。有志于操练思想的人，必打通此二者，方有大成。许多开宗立派的思想家于此闭关苦参，几乎耗尽了一生心力。就说马克思吧。按照他的好基友恩格斯的总结，老马这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发现了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另一件是创立唯物史观，回答了人类社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两件事说到底只是一件事，就是揭示出那个“可爱”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可信”的，有一条现实的道路可以抵达。那些历史悠久，取得世界影响的大宗教，向世人描绘“可爱”的彼岸世界之时，也总不会忘记给出一张至少貌似“可信”的船票。不过，谁也不能保证拿着这张船票就能顺利登船，甚至无法确指船在何处。

    再看科学领域，是最讲究实证的，但一切“可信”的实证手段也都指向“可爱”之境。我们平时说某种理论或学说很“科学”，多半也是指它为“可爱”赋予了一个“可信”的说法。而科学之不断进展，也正在以新的“可信”方式帮助人们寻求更“可爱”之境。

    如何让可爱者可信，或如何让可信者可爱，这是一个永恒的难题，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但是，无解有时候是任意解的代名词，人文世界的魅力就在于不确定性，这才能打开思想和艺术萌芽、开花的空间。被此类看似无解的问题所困扰的灵魂，则是无比高贵的。那些庸庸碌碌、斤斤计较于蝇头小利之人，眼里看的，心里想的，无非真金白银这样的“可信”之事，稍远一点的地方，就懒得去费神、去张望，至于梦想什么的，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些虚无缥缈的异想天开、迂阔迂腐的空头讲章，更是不屑一顾的了。

    王国维的身边并不乏这两类人。而他的自沉，正是对他身边这两类人最后的鄙视。1927年6月2日的早上，王国维从家中走出，来到他供职的国学研究院，写好遗嘱，收入衣袋。向事务员借了五块钱。步行到校门外。雇了一辆人力车，前往颐和园。购票入园。来到排云殿西侧的鱼藻轩，跳入水中。一切是那么从容平静、不慌不忙，似乎只是去赴一个早就订好的约会。他的死以及赴死的平静，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道难题，诱导人们在猜解中证悟世间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