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开书面

    喜欢研究历史、又懂点科学的读者应该熟悉这些说法：中世纪欧洲曾被源自东方的黑死病重创，改变了历史；印第安土著帝国不堪一击，是因为缺乏对旧大陆疾病的免疫力。这些“准常识”的普及实际只有40年。

    1976年出版的《瘟疫与人》，改变了人们思考历史的方式；它的创意在《枪炮、病菌与钢铁》等畅销书中被一再重复。作者威廉·麦克尼尔，是一位研究人类各文明的大家，他说：“在我写的所有著作中，《瘟疫与人》无论在历史学家和医生们那里，还是在普通民众中，其受欢迎的程度都是最高的。”

    《瘟疫与人》不光是一部人类传染病的主题史。麦克尼尔博征旁通，论及从罗马帝国覆灭到印度种姓制度形成的种种历史谜题。他的许多独特观点，已经被广为转述，不那么新鲜。但回顾一下原版，仍然挺有意思。麦克尼尔指出，雅典败给斯巴达是个偶然，因为公元前429年一场瘟疫杀死了四分之一的雅典陆军；另一个偶然，是科尔特斯率领几百人成功反攻和灭亡了阿兹特克，因为前一天大败西班牙人的抵抗军，一夜之间因天花死亡大半，还折了主帅。

    麦克尼尔的核心创见是：历史学家没有认识到，同样的疾病在熟悉它的族群中较为温和，但在另一个没有免疫力的族群中可以极其凶恶，所以疾病的影响一直被大大低估。据麦克尼尔推算，一种新瘟疫变得不那么凶恶，需要120—150年。

    麦克尼尔的观点被后来的科研论文频频响应。比如有个论点：非洲古文明比热带美洲的古文明落后，是因为非洲那些伴随灵长目的种类繁多的热带寄生物阻止了人类开拓新环境。

    书中说，在暖湿环境中，单细胞寄生物可以在宿主体外长期存活，方便感染人；人类在热带非洲只能待在小圈子里，跨雷池就要被雷劈；比如非洲农民清空森林，结果是吸食人血的冈比亚疟蚊滋生；而欧洲殖民者强令开拓草原，结果是锥虫导致的昏睡病史无前例地爆发。

    与以上论调对照的是：前几年一项全面的量化研究表明，热带疾病是现代非洲经济不昌的最大原因。

    再比如，近期研究表明：欧洲人中有一部分是不会感染艾滋病的，其根源就是黑死病选择出了一种有抵抗力的基因。若不是像麦克尼尔说的，连着几个世纪频发的黑死病重创了欧洲人口，这种特色基因不会在短短几百年中扩散得如此快。

    有趣的是，麦克尼尔将东方专制制度与寄生虫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东方的水田再现了热带非洲的传染环境，农民赤脚踩在水里会感染血吸虫等多种病原。由之而来的虚弱让农民们服从于掠夺者，比如埃及的法老。

    《瘟疫与人》还提出，湿热的印度由于疾病众多，北方的入侵部族无法深入，只能保持跟土著民族的距离，从而形成了各族群共存的种姓制度。病弱的人民则是印度一直贫穷并奉行弃绝物欲的意识形态的原因。

    书中还认为：公元200年前后的几次大瘟疫，导致了罗马帝国人口减少和衰败。作者发现，16世纪西班牙人在美洲建立的奴役制度和农场，跟晚期罗马很像，应该都是应对人口减少的无奈之举。救护病人和安慰幸存者的基督教在瘟疫多发的年代赢得人心。汉帝国的崩溃和佛教传遍中国也被认为是同理。而6世纪开始横行地中海的鼠疫，也让欧洲重心转向北方。

    麦克尼尔头疼的是，古代的疾病记载很难被翻译成现代医学语言。19世纪开始的一波鼠疫成了为数不多的能追溯的例证。他写道：1855年，镇压云南起义的中国军人感染鼠疫；1894年鼠疫传到了香港，引起当地欧洲人的恐慌；由此，细菌学家首次在显微镜下看到鼠疫杆菌。

    后来大家猜想，鼠疫杆菌可能源自云南北部山区，在忽必烈的时代，黑鼠、跳蚤和鼠疫杆菌被带到了蒙古草原，沿着商路杀死了不计其数的人。本来云南人和蒙古人有一些习俗规避鼠疫，比如不设陷阱捕杀旱獭，发现得病的旱獭就拔营而去。但新来草原的人不懂这些，就倒了大霉。

    一部如《瘟疫与人》般宏大的史论，细节不可能全部准确，但一系列大胆设论已足够令人满意。（图片来源于网络） 

    高 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