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访谈

    本报记者 操秀英

    一方面，基础物理领域连续三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我国科学家发现的铁基超导材料占世界一半以上，并保持着国际最高超导转变温度；另一方面，质疑中国缺少源头创新的声音一直存在，当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基础研究如何更好发挥源头作用？听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怎么说。

    一些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回顾“十二五”期间的基础研究成果，杨卫认为，我国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某些前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正处于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中国在世界学术产出的占比从20年以前的不到3%上升到2015年的18%左右。”杨卫说，而来自于中国的高影响力的工作，也就是说影响力在前千分之一的工作占世界的比值上升的速度，比中国学术产出总体上升的速度要高得多，从1997年的不到0.5%提高到去年的20%。

    让科研人员安心坐“冷板凳”

    杨卫坦陈，尽管我国基础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基础研究现况的批评性意见也一直存在。有评论指出，中国科学研究的影响力仍然较低，以中国目前发表论文数领先于各国的化学领域为例，鲜有以中国学者名字命名的化学反应或工艺过程。

    针对这些问题，如何更好地促进基础研究发展？“在基础研究领域有句话，叫‘选对人、给足钱，放手让他们干’。”杨卫说，最关键是选对人。正因此，科学基金设置了青年科学基金、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等系列人才资助计划。

    至于“给足钱”，杨卫说，虽然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率不低，但中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在其全部研发投入（包括公共部门、工业界和私人的投资）中占比仍较低，只有4.7%，与之相比法国是24.1%，美国是17.6%，日本是12.6%。

    “中央财政已经在努力。2016年科学基金实际到款比2013年增加超过50％，我预计2017年的增速至少和GDP增速持平。”杨卫表示，“未来我们还将致力于提高中央财政拨款，希望科学基金能以超过GDP增速和研发经费增速的步幅发展。”

    在给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营造宽松的科研环境方面，在此前取消劳务费上限等政策的基础上，去年基金委又出台新政，取消了绩效在间接费用中的比例限制。同时，加大资助强度、设立基础科学中心项目，给有志于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持续稳定的支持。“今年科学基金的增量部分主要用来增加青年科学基金的强度，估计会有20%—25%的增长。”杨卫说。

    让源头真正发挥作用

    产业界人士和一些政府官员抱怨，许多基础学术研究（如纯数学或基础物理领域）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缺少关联。2015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中国为55%，而美国在同一时期则高达88%。

    对此，杨卫表示，基础研究是创新驱动发展的源头已成为共识，“基础科学创新要造福经济，必须培育研发活动的全链条——从基础科学到技术、产品和市场。只要有可能，就应该让新知识转化为真正的技术突破，或将成果应用从一个领域转化到其他领域。”

    基金委就是该链条的源头供给者。“科学基金从成立之初就有资助源头性创新的重大项目，但数量不是很大，每年30项，我们计划今年上调15—20项。”杨卫说。

    链条的其他环节则由科技部等部门提供支持，包括科技部组织实施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这些资助计划将研究人员、开发人员和风险投资人联系在一起，针对的问题包括：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化学工程中增加低碳能源利用、海洋探测与深海空间站等等。”杨卫说。

    （科技日报北京3月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