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辫子，已经在我心中纠缠了十几年。

    作为中国杰出的作家和学者，鲁迅的言行容易被包裹上一些色彩，从而提高辨识度和典型性。关于鲁迅剪辫一节，逐渐进入笔者视野。

    《鲁迅年谱》中写到这一节时，认为鲁迅是在“反清运动的激励下，毅然剪掉了辫子”。在江南班第一个剪掉辫子，并拍摄断发照片，寄赠亲友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反抗种族压迫，参加反清革命的决心”。王晓明《鲁迅传》中写道：“于是他一到东京，就剪掉了辫子，除去那奴隶的可耻的标志”。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很可疑。

    之所以会有那样一种认识与书写，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里“剪辫”一节影响。许寿裳谈鲁迅剪辫子的动机时，语多模棱，“鲁迅对于辫子，受尽痛苦，真是深恶而痛绝之。”里面所引鲁迅原文，有断章取义之嫌，印象叠加之后，表面看似乎说明鲁迅剪掉辫子是一种革命的行为。读者不察，往往容易被误导。

    关于“头发的故事”，真是说来话长。1898年，康有为曾给光绪帝上过《断发易服改元折》，从不利于开展邦交、不利于使用机器、不利于现代军事训练、不利于卫生和被外国人“斥为豚尾”五方面进行陈述。其中前四条是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最后一条被“斥为豚尾”也是事实。出了国，拖着长长辫子的清朝留学生所到之处，更会引起一片讥笑之声。

    日本于1871年发布了“断发脱刀令”，开始嘲笑中国人的垂辫，称之为猪尾巴。1896年中国往日本派出第一批十三名留学生，到日本三个星期，就有四名学生退了学，原因除了饮食不习惯外，还有就是忍受不了这种嘲弄。清政府规定不许剪辫，留学生开始想办法应对。于是就有了鲁迅在《藤野先生》里所写的那一段，清国留学生“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这段绝妙的反写表明了鲁迅对辫子的厌恶之情。

    对于有的人来说，辫子确实成为一种政治符号，剪辫子是一种政治行为，比如孙中山，冯镜如，章太炎，剪掉辫子相当于发表了宣言。而对有的人来说则仅是为了方便。许寿裳即是一例，他剪辫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不耐烦盘发”。可见当时在日本剪辫已经算不得新闻。而早到日本半年的鲁迅这时还没有剪辫。

    鲁迅对于清朝入关后“留头不留发”的历史有着清晰的认识，不过那是后来的事。在剪辫前夕，他对革命者的认识还是朦胧的，“我生长在偏僻之区，毫不知道什么是满汉，只在饭店的招牌上看见过‘满汉全席’字样，也从不引起什么疑问来。”

    有时对所谓的革命者还略带一点嘲讽。在“我第一次所经历的是在一个忘了名门的会场上，看见一位头包白纱布，用无锡腔演讲排满的英勇的青年，不觉肃然起敬。但听下去……听讲者一阵大笑的时候，就感到没趣，觉得留学生好像也不外乎嬉皮笑脸。”至少在鲁迅看来，剪辫子与否不能作为人是否具有革命性的标志。“在东京作师范学生时，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磁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地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鲁迅为什么要剪辫子呢？对“猪尾巴”一词，“听起来实在觉得刺耳。而且对于拥有二百余年历史的辫子的模样，也渐渐的觉得并不雅观……对于它终于怀了恶感，我看也正是人情之常，不必指为拿了什么地方的东西，迷了什么斯基的理论的。”可见，他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才剪的辫子。而答案，鲁迅已经明明白白地写了出来。

    在《头发的故事》中，他借N先生之口说道：“我出去留学，便剪掉了辫子，这并没有别的奥妙，只为他太不便当罢了。”更为直白的则写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中，我的剪辫，却并非因为我是越人……也毫不含有革命性，归根结蒂，只为了不便：一不便于脱帽，二不便于体操，三盘在卤门上，令人很气闷。”

    既是如此，何以许寿裳要说鲁迅“对于辫子，受尽痛苦”呢？鲁迅在《风波》中写到“谁知道头发的苦轮到我了”。一则引起了不必要的麻烦，有几位同学厌恶我，二则“监督也大怒，说要停了我的官费，送回中国去。”最苦的是回国后，没了辫子虽然没被杀头和逮捕，然而人们异样的眼光却让人很不自在。所以他才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写道：“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也就不难理解三十多年后他的感慨了。“假使都会上有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三十左右的壮年和二十上下的青年，看见了恐怕只以为珍奇，或者竟觉得有趣，但我却仍然要憎恨，愤怒，因为自己是曾经因此吃苦的人，以剪辫为一大公案的缘故。我的爱护中华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

    不可否认，鲁迅将辫子剪掉，也不会不受斯时斯地风潮的影响，然而并没有一般论者所认为的那样金刚怒目。更何况即便仅仅是为了方便，鲁迅才将辫子剪掉，也一点儿无损于他的伟大和深刻，反倒更显出他的可爱。

    “不虚美，不隐恶”是写史者的基本要求之一，然而我们往往又会被自己的情感左右，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中说的那样“情能汩性以自恣”“人有阴阳之患”，要想克服这一点， 就得平心静气。“文非气不立， 而气贵于平”，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