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的情况看，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当菲尔普斯带着一身拔火罐留下的红圈在奥运会亮相，当他在自己的宣传片中展示和推广拔火罐，在一些人看来，这不正是在奥运会这场世界大戏中，给古老中医作了免费的广告植入吗？中医“躺红”，实在让人暗喜甚至狂欢，正如段子手在朋友圈里写下的标题：《神秘的东方红圈告诉你：老中医才是奥运赢家……》，还有人还希望菲尔普斯身上的红圈成为美国政府将中医治疗纳入健保体系的契机……

    在中国土生土长了几千年的中医，今天却要靠一个洋人来站台，这事本身 “细思极恐”，但倒也不是什么孤例。在当下中国人的生活中，很多“合法性”或“存在感”都来自西洋或东洋。不过，如果我们冷静地加以思考，会发现中医其实并不需要菲尔普斯。我这么说的意思，不是中医不用通过病人来证明自己。恰恰相反，中医和任何医学一样，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最可靠的证据就是疗效，而不是什么玄奥的理论或悠久的历史。因此，如果说菲尔普斯对中医有意义，那只是一个病人对医学的意义，而世界上任何一个病人对医学的价值都应是同等的。靠名人刷存在感，本身就是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

    回顾历史，在中医的发展道路上，一直不乏质疑之声。比如，经学大师俞樾曾提出“废医论”，认为“有病不治，适得中医”，但这还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医”，此处的“中医”指的是中等疗效的医术。批评的矛头直接对准中医，主要是近代以后的事。当时，中医遭到了西医巨大的挑战，尤其是1920年代之后，一方面在海外或国内受过代医学教育的“中国西医”群体力量壮大并介入社会，对中医的批判更加系统而猛烈；一方面，民族主义思潮在国内逐渐强大并表面化，中医被冠以“国医”的头衔，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中西医之争愈演愈烈，至今没有完全平息。在这场论争中，出现了许多意气之词，但多数人都在努力思考和回答一个问题：中医的生存、发展、赢回社会信任，到底要靠什么？他们提供的答案也五花八门，不乏热衷于名人路线或上层路线者，比如，有人一直对胡适否认曾请中医治病这事儿耿耿于怀，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考据辨析，其实，当年的胡适对中医的意义，和今天的菲尔普斯对中医的意义差不太多，不过是一例病案罢了。

    倒是医学界之外的章太炎，早在八九十年前就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至今读来仍有启发。他认为，中医证明自己的当务之急，不在于构建什么理论体系，而是汇集古今验方和病案，加以深入研究，这样才能找到中医立世之“极”。也就是说，要打破“古方今病不相能”的观念，在当下的医疗实践中恢复古方的生命力，在治病救人上拿出真本事来。为此，他呼吁医学界研究古今病名之对应关系，还发挥熟悉历史和古文献的专长，身体力行地进行古今度量衡对比研究，为研究古方的用药剂量做准备。1927年，上海霍乱流行，患者甚众，市民恐慌，章太炎根据古今治霍乱经验，发表《劝中医审霍乱之治》等文，呼吁中医拿出手段，救民于哀号。章太炎的观点是富有智慧的，他悬置了看似深刻的理论之争，“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行，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直令人笑耳也”把治病救人的医学从迷蒙的理论中解放出来，回归本旨。这不但为中医找到了一条可行的发展路径，而且为中西医学这两种差异极大的体系的比较和互鉴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立脚点。

    回到本文的题目吧，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作完整的回答了。如果说，中医不需要菲尔普斯，那么是因为只靠菲尔普斯，哪怕为此使出“洪荒之力”，也无法把中医的实际地位抬高多少，套用一句俏皮话，对中医，咱们还得不看广告看疗效。如果说，中医需要菲尔普斯，那么是因为菲尔普斯的中医经验，为中医的验方汇编又增高了一厘米，又因为菲尔普斯的巨大影响力，这一厘米看起来或许比其他的一厘米更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