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在当下的中国，交谊舞已相当普及，尤其随着广场舞的风靡，跳舞对国人而言更是司空见惯。不过，往回推几十年，跳舞多少还蒙着一层神秘的色彩。小说家王蒙在《活动变人形》中说：“解放前，跳交谊舞的多半是一些个坏人……至于革命的人也跳舞，这是我读了史沫特莱女士的《中国之战歌》之后才知道的……我当时还有点想不通，怎么能在延安跳舞呢？在延安只应该挽起手臂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没错儿，交谊舞，是洋玩意、舶来品。但即便在17至18世纪的美国，跳舞也被认为是“邪恶的消遣”，一所“传授腐化和堕落的学校”，令“生活变得无所事事、风流放荡”，令“心性变得贪图感官享乐”。洋卫道士们认为，“这样的一些消遣完全是在败坏人的思想，不知不觉把他们变得软弱，不能吃苦耐劳……这样罪恶的娱乐是一种耻辱，终将毁掉所有人”。“跳舞是魔鬼的队列，他进入舞蹈进入队列，领着你从头跳到尾；跳舞跳了多少步，下地狱就要走多少步”。直到20世纪20年代，跳舞在美国才真正流行开来。据说，1924年，仅纽约一地，就有600万男女会去舞厅，17岁到40岁的男女中，超过10%的人一周至少跳一次舞。

    在中国，清末的上海，已经能看到洋人跳舞了。时人记载： “西人有跳跃之戏……戏必以夜……所谓戏者，不过窄袖短衣，互相搏击”。所谓“跳跃之戏”“互相搏击”，可不是打拳击，其实就是交谊舞。到了纽约流行跳舞的年代，中国的上海等大城市中舞场也兴盛起来，“社交舞术”“交际舞术”这类书也应运而生。

    而在革命的延安，很快也刮起了一股交谊舞旋风。始作俑者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据她回忆，“朱德同我破除迷信，揭开了交际舞的场面。周恩来接着也跳了起来……贺龙在青砖铺的地上随着音乐旋律一起欢跳，他是身上唯一有节奏感的舞师。”毛泽东最初不愿学，也缺乏节奏感，后来也成了舞会的常客。星期六的晚上，中央领导几乎都聚集在枣园或杨家岭跳舞，成了延安一道风景。高层的娱乐总是最具传播力，在大人物们的带动下，延安文化俱乐部专门办了跳舞培训班。“本部为活跃文化生活，研究跳舞技术，特设立跳舞班……学习时间暂定每星六晚饭后，名额暂定六十名。”经过培训，延安跳舞的人就更多了。

    当然，不感跳舞之冒者也大有人在。彭德怀就是一个，抗大校长林彪也是如此。陈云1937年从苏联回到延安，到1945年抗战胜利，在延安生活了8年，“不打扑克，也不跳舞”。还有王若飞，当时担任中央秘书长，繁忙工作之余也参加娱乐活动，但从不跳舞。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王实味对舞会进行了猛烈批评，“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大笔杆子田家英也反对跳舞。在他看来，什么交谊舞，应叫“顶肚皮”。诗人何其芳一度和田家英看法一致，也认为跳舞是不洁之物，“它既是玷污了延安这个革命圣地，又玷污了鲁艺这个‘艺术圣殿’。”不过，延安整风之后，他改变了看法：“延安同志们，在工作之余，偶尔跳舞一次，这难道不是很纯洁的娱乐吗？”“因为人不同，目的不同，跳舞也就有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性质了。”相比之下，普通战士的“觉悟”就没那么高了。有一次，一群战士在延安抗大学习，听说礼堂里晚上“闹跳舞”，经过一番周折进去之后，发现所谓“跳舞”，就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抱到一起，摇呀摇的。看着看着，大家都走了。说：‘这是干个啥？拉拉扯扯，摇肚皮。’闹了半天，这就是闹跳舞。”

    跳舞之风在延安没刮太久，1943年以后，群众性的大秧歌取代了交谊舞，人们忽然发现自己并不怎样喜欢跳舞这洋玩意儿，还是土生土长的秧歌更带劲。跳舞再次成为时尚，则到了解放之后，为之前驱的，是勇为人先的共青团。

    1949年，团中央在全国提倡跳舞。当时，中央团校没有人会跳舞，还专门派干部到中央戏剧学院去学。亲历者回忆，“那时团校的教员和学员都很年轻，每个星期六晚上都组织舞会……大家一起跳到午夜”。“每个星期六晚上，工会都组织舞会。青年人自由地跳交谊舞，这是解放了的中国的新气象，是解放以后，人们能够更幸福更文明更开放地生活的表征之一。”

    在社会高度政治化的时期，跳舞在某种意义上承担了“政治气候”的显示器。而美国记者斯特朗则用诗的语言，让人意会到延安舞步中深深的政治意味：“周动作优美，无与伦比，刘舞步精确，带着辩证哲学，朱德仿佛在人类长征途中，轻松而有节奏，不知疲倦地在历史的长廊中继续前进。可是，当毛也开始起舞，这使乐队改变了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