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各媒体就“悲哀！36名高考状元竟无一人选择学医”的一篇报道纷纷热议。许多媒体认真分析了内地和香港的差异，以及大陆状元们不愿报考医学的原因一二三，但却都是在承认其“悲哀”的基础上做出的分析。笔者认为，以状元这个小群体分析问题已不够科学，称其为“悲哀”则更不可取。

    报道称，与香港4名状元3名学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6年内地22个省份的36位‘状元’中，竟无一人选择医学”！报道中讲，61.11%的状元倾向于报考经济类专业，农学、医学、军事学类专业均无人选择。

    其实，高考志愿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晴雨表”的现象早已有之，是理性社会人的正常选择。战争年代，有志青年争相从军以及报考军校，是为了保家卫国，捍卫尊严；建设时期，青年朋友响应国家号召学工学农，多以报考机械、化工、物理等工业应用类专业为荣，是为了建设家园，争做社会栋梁；经济发展唱主角的时代，青年学子们从小感受市场经济发展的力量，愿意投身金融、商界，做新时代的英雄，这难道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

    即便是仅仅根据未来就业环境决定报考志愿，也是理性的正当选择。香港特区的医生律师就业环境好，报考意愿强烈，大陆医生就业环境相对较差，所以报考意愿较弱，这种符合社会实际的选择，何以称之为“悲哀”？

    若斥之以悲哀，那么这种论调的背后一定是将报考医学专业、将来从医当成是高尚的、奉献的事情，而状元们明摆着高尚和奉献不去做，转而投向功利，当然就是种悲哀。

    然而，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协作的重要性远远大过职业角色重要性的时代，早就不该将某类职业默认为高尚，或者当作奉献。比如教师，比如医生，比如警察，事实证明，某种职业一旦被冠之以高尚和奉献，这个行业就容易出现问题。比如医生，一方面人才紧缺，医生收入与劳动强度不成正比，一方面饱受红包和服务态度诟病，医患矛盾在不信任的基础上循环升级。反过来看香港，医生的尊严来自于专业性和高收入，而不来自于社会对其无私奉献、白衣天使的推崇，所以香港的医生能够凭本事过上体面生活，病人能够充分信任医生。

    如果我们继续强行将医生这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业定义为奉献，并以此推定高考志愿的选择原因，那不仅是对状元理性选择的不公判断，恐怕也会加剧社会舆论对医生群体的压力，最终对医生群体造成伤害。

    所以，状元们不选择学医没什么可悲哀。他们同样也没选择学农、学军。状元代表一部分社会意愿，但绝不是全部，仍会有大批非常优秀的学子选择学医，未来成为优秀的医生。而媒体实在该改改守旧的职业价值观念，不要再朝退步的方向影响舆论。最后，包括所有工作岗位上的人都需借此自省：我的工作是否够专业，我是否以专业而非道德的视角看待别人。

    期待以是否专业而非奉献的视角度量职业的风气，在我们的社会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