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监管政策不匹配的后果之一就是给企业经营环境带来不确定性，影响企业资源的投入、资本在行业的进入和退出，以及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行为。

    2016年过半之时，以电信业和互联网业为代表的信息经济部门继续保持增长，但是行业监管政策供需不匹配的现象依然存在。

    监管部门还在保持恰当的沉默

    2016年监管部门明显加快了垄断领域牌照供给的力度。

    3月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获得了工信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成为历史上铁通之后，专网经营基础电信业务的第二张专网；5月，工信部正式向中国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颁发《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批准其合法经营互联网国内数据传送业务和国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两项基础电信业务。

    无论交通信息中心还是广电有线网络，本质上都可以视为行业专网向公众通信网络演变，在政策大门紧闭近十年，以减少运营者数量为导向的行业管制思路，在2016年打开新的一扇大门，一方面盘活已有行业资源，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互联网化的大趋势下，为三网融合画上完美的句号，是增加牌照供给的目的所在。

    除基础牌照之外，一些地方监管部门也在增加行业参与者的数量上优化政策，比如福建省通信管理局就批复了6家民营企业的宽带接入试点批文，其目的在于部分的吸纳民间资本，支持宽带接入设施建设。

    但是在移动基础电信牌照上，目前尚未看到新的政策松动，尽管国际上都已经明确把数字红利频谱700M颁发给了移动宽带，广电部门也在多地积极试点该频段的4G数据宽带业务，但是监管部门对此始终保持恰当的沉默。

    为现有频段的重耕大开绿灯很重要吗？

    当前全球，尤其是中国，对移动带宽的需求处于爆发式增长的状态，迫切需要全球的监管部门分配更多的无线频段，或为现有频段的重耕大开绿灯。

    工信部在6月分别以“工信部无函【2016】193号”和“工信部无函【2016】194号”文件给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松绑，分别允许各自将其800MHz频段和900M频段用于LTE，在部分地区开展LTE试验。

    我们无法确认中国另一个运营商尚未获得2G频段重耕试验的需求的原因，但是仅就用户规模而言，中国联通在新的频段上满足用户迫切增长的移动带宽需求其紧迫性显然不如中国移动。

    随着4G语音技术的成熟，我们相信三大运营商的低频频段都将重耕，但是行业监管部门越早清晰化政策，越有利于产业资源流动。

    政策性无奈令人唏嘘

    市场经营环境方面的政策供给，在2016年上半年，还是以信息安全和实名制为主。

    如工信部公布的《互联网域名管理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调整了域名管理体系，首次要求不得为境外域名注册服务机构管理的域名提供境内网络接入服务，这是在基础管理制度层面的重大要求。

    实名制领域仍然是政策供给的重点，工信部陆续发布多道通知，包括《进一步做好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工作的通知》；要求电商平台必须对未经授权销售电话卡的网店做出清理，时限为8月31日；并首次明确“对拒不配合补登记身份信息的用户，不得提供通信服务”，大限是：2017年6月30日前全部电话用户实现实名登记。

    实名制作为信息安全的基础之一，2016年的政策力度与此前不同，有人认为要从反恐的角度重新加以认识，随着《反恐法》的颁布，这是监管部门在信息安全领域加强政策供给的表现之一。

    6月，工信部还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开展2016年电信和互联网行业网络安全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要求三大运营商、“各互联网域名注册管理和服务机构，各互联网企业，各网络安全企业有关单位”悉数协同推进。

    安全是不可越过的底线。

    此外，监管部门在宽带建设和基站建设的老大难问题上，继续保持适度的供给，比如河南印发实施《河南省住宅区宽带网络设施建设管理暂行办法》，首次细化明确了县级以上政府、街道办事处、社区和省市两级住房和城乡建设、通信管理等部门职责，并对“限制住宅区用户通信自由选择权的十三类行为，明确住房和城乡建设、通信管理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处理。

    但在处罚力度上，也只能是“将相关责任主体记入不良行为记录，予以通报公示”，其政策性无奈，令人唏嘘。

    2016年还有不到半年，中国的ICT监管部门是否能够继续加大改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尤其是行业根本法电信法的供给？或在刚刚出台的人工智能领域出台更细化的支持政策，在互联网制造领域、大数据等方面加强政策供给？

    这些都值得关注和持续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