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学”，诞生于西方的中世纪，对中国而言，是个舶来品。究竟谁是中国第一所大学，至今仍有争议。但对中国社会运转起到真正作用的大学，大约19世纪中叶前后才出现。

    这么看来，中国有大学的年头不算长，但停办的大学不少。比如，北京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因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变化而停办。还有一些应时而生的“革命大学”，在完成历史任务后光荣退隐。不过，这些大学虽然停办了，它们昔日的辉煌，无论是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留在革命功劳簿上的，依然镌刻在民族文明的纪念碑上。人们不会忘记，时局动荡、人心离散之际，陈序经执掌的岭南大学向陈寅恪伸出了橄榄枝，由此延续了一段文脉，也使康乐园成为学人心中圣地。人们也不会忘记，那些年遍地开花的“革命大学”，固不合今日之高等教育成例，但锻造出的治国柱梁，影响却是那么深远。

    不过，有的大学因为个头小、专业少，消失之后受关注不多，似乎湮没在历史尘埃中了，却更值得人们深思。很多人知道，北京有个朝阳区，“朝阳群众”尤负盛名。但知道北京曾有一所“朝阳大学”的恐怕不多。“朝阳大学”这个名字，仿佛一个社区学院，听来多少有点Low。其实，此“朝阳”非彼“朝阳”。朝阳大学旧址在北京东城区海运仓，和“朝阳区”风牛马不及。大学之名“朝阳”，寓意旭日东升、向往光明，朝气蓬勃之精神呼之欲出。与“朝阳群众”以治安风化为己任仅有的类似之处，大概是朝阳大学是一所政法专业院校。

    朝阳大学的诞生与政治风气变化有密切关系。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民主法治之风大兴，法政人才培养一时成为急务，年底，朝阳大学应运而生，第一任校长汪友龄曾任司法部次长，朝大与政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称之为“政治学院”似也不为过。

    而且，和一般高校由教育部领导管理不同，朝阳大学与司法部关系很近。办实务者都知道，“婆婆”多了易掣肘，政出多头难办事，但朝阳大学的办学成果不但得到教育部肯定，而且受到司法部嘉奖。从1916有第一批毕业生算起，至1949年学校停办，三十多年时间里，朝阳大学培养的毕业生不过6000余人，平均一年不过二三百人。但学科特色鲜明，法科学生占七成，而且学生基础好，入学录取及平时的考试又很严格，毕业生以“不怕考”出名，尤擅应对各种文官考试、法官考试等，1936年《朝阳大学概览》中这样写道：“每值司法官或高等文官考试，本校学生均取录较多，屡列前茅”。第一届全国法官考试，朝大毕业生独占鳌头。可以说，朝阳大学客观上承担了司法部助手和后备军的职能。

    培养实务人才，确为朝阳大学特色所在，毕业生做公务员、法官者尤多。据1928年的一位毕业学生回忆，“毕业生中，学术高深、理论渊博的学者似乎很少，却产生了大批官吏、讼师和幕僚人材”，除了少数位高权重之外，大部分都在中下层机关谋生。又或许因为专业相近、业缘相联等原因，“朝阳同学在校时是一盘散沙，及至到了社会见着面，则是亲热异常”，甚至有“无朝不成院，无朝不开庭”的美谈。

    教书育人之外，朝阳大学在学术上也颇有建树，校刊《法律评论》是民国时期创刊最早也最负盛名的正规法律杂志。在朝阳大学任教的名教授很是不少。时人称誉的“中国四大法学家”中，朝大独占三席。李大钊、范文澜、翦伯赞等左翼学者被邀讲课。蒋介石的文胆之一陶希圣也曾任教朝大，且对学校给予极高评价：“中国法学和司法界，朝阳大学出身的人才是第一流，亦可以说是主流，法学教育史上，朝阳大学应居第一位。”1929年世界法海牙会议上，朝阳大学还获得“中国最优法校”的赞誉。

    和前文提到的几所大学一样，新中国成立前后，朝大的命运发生了根本变化。应该说，这和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以及法学的学科特性都有一定关系。1949年8月，朝阳大学改名“中国政法大学”。次月，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没过多久，又被合并到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之中。

    对于包括朝阳大学在内的大学停办，史上支持者有之，不解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停办大学，不自今日始，也不会自今日终。每一所被停办的大学总有这样那样被停办的理由。昔日，“革命”二字为之背书，如今，“改革”有时被拿作幌子。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大学被停办后，成了一座不倒纪念碑，甚至具有了成仁圣徒的意义，而当年停办它们的“理由”却早已风逝。后人爬梳故纸堆，除了得些佐餐谈资，发点思古幽情之外，更重要的在这些纪念碑下，为今人处事寻一个立脚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大学停办这件事上，比找一个“高大上”的理由更重要的，是认真考虑一下，这些理由能否站得住，以及能站住多久。或者改一句鲁迅先生的话来说罢，莫非下令停办的时候，竟没有想到这些停办的理由终究是要倒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