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祖涛本人是一汽第一名实习生。其他实习生分批到达斯大林汽车厂,陈祖涛为他们联系实习单位,办理实习手续。实习生中职务最高者是饶斌,他于1954年到达,1955年2月回长春,在苏期间,斯大林汽车厂厂长克雷洛夫亲自安排他的实习项目,涉及所有部门和车间。陈祖涛作为其翻译兼活动向导,同时也兼做张闻天大使的翻译。经陈祖涛联系,饶斌还拜访了苏联各汽车工厂设计院。
1953年下半年,陈祖涛和驻苏大使馆翻译赵淳媛在莫斯科结婚,证婚人是张闻天的夫人刘英。此后,他们夫妻历经坎坷,已度过六十多个春秋。
经过努力争取,陈祖涛得以同饶斌一起回到一汽,任生产准备处负责人。当时成千上万张产品图、工艺卡、工装图、非标设备图、技术资料等都是俄文的,翻译、整理、分配工作量非常大。孟少农组织全厂知识分子学俄语,动手克服困难。即使这样,由于生产准备工作千头万绪,和土建工程交叉进行,又缺乏经验,三年建成一汽工期很紧,大家都很着急。
苏联专家组长西卡乔夫及时提出“一号表”制度。各车间(建厂初期还不叫分厂)按照统一编制的“一号表”领取最必须的工卡模具,按进度要求安装调试,保证全厂生产准备工作有序进行。后来,又出台“二号表”,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年后,陈祖涛要求到基层工作,调任发动机车间技术副主任。但没几个月,1956年4月饶斌又把他找去,让他陪同去苏联催缴设备,如还在试制中的3500吨大梁压床,特殊工具和材料等。一汽投产急需的薄钢板更是卡脖子的关键材料,没有就生产不出驾驶室,而国内还不能生产,在苏联也是紧缺物资。
(1956年)7月15日,一汽建成投产,饶斌和陈祖涛却没能回长春参加庆典。设备在苏联要到了一些,但有些问题仍解决不了。于是,陈祖涛建议扩大供给范围,并找到当时在苏联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让他写了封介绍信,然后陪饶斌去东德,购买了一些特殊刀具和异形砂轮等。
冷轧薄钢板还是没有买到。正在发愁的时候,有消息传来,国内为筹备“八大”需要进口300辆奔驰高级轿车。饶斌是“八大”代表,要回国参加会议,他交代陈祖涛独自进行下一步工作,时任商务部驻东德代表林海云也委托陈祖涛代为办理。
奔驰公司代表主动跑来做生意,协助办理林、陈两人去西德的签证,并答应从世界各地调回送展样车以满足中国要求。在西德,陈祖涛找到薄板厂,终于采购到急需的薄板。这次尝试也开通了一汽从西方进口紧缺物资的渠道。
陈祖涛受命在一汽工艺处成立工厂设计室,随后由一机部正式命名为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归一机部和一汽双重领导,服务全国汽车工业。
1958年,北京设计总院五分局下放一汽。总院考虑到一汽人才多,只给了28人,多数人去了洛阳拖拉机厂。陈祖涛受命在一汽工艺处成立工厂设计室,随后,由一机部正式命名为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归一机部和一汽双重领导,服务全国汽车工业。陈祖涛任处长、总工程师,兼任工艺处副处长。
经努力争取,并得到一汽大力支持,到1960年,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已有600多人。第一次独立设计的汽车工厂是一汽越野车间和红旗轿车车间,第二次是援外项目,为古巴设计汽车零部件厂,其中有些项目是和北京汽车厂合作设计。
第三次是在四川大足,设计年产1050辆的重庆重型越野车厂(简称大足汽车厂),还包括重庆汽车发动机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汽配厂、重庆油泵油嘴厂等,既是一个完整的汽车工厂项目,也是第一个从西方引进汽车生产技术的项目。
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军队急缺5吨以上越野车,1964年底,陈祖涛参加以胡亮为首的考察团,准备从国外引进技术。正巧法国开始和我国建交,他们先到法国贝利埃公司考察谈判,随后又考查了英国和意大利的汽车公司。最后和贝利埃公司成交,引进6吨越野车、15吨自卸车、25吨矿用车、50吨牵引车等4个车型和相关三个发动机产品以及制造技术。
在大足汽车厂筹建过程中,“三线建设”方针出台,大足汽车厂成为第一个在三线的新建汽车厂项目。整车厂原定在宜宾被否定,只好在山区另选厂址。陈祖涛带领工厂设计处人马踏勘过歌乐山、缙云山和巴岳山的大小山沟,先后选定“邮亭铺”和“双路”方案,但都被上级的“见山不靠山”、“靠山不进山”和“进山不进沟”等理由否定。
考虑到汽车大批量生产的基本要求,陈祖涛不得已把小车间分散进沟,把总装等大车间放在沟外。为此,上面部门还派飞机实地察看过,但也拿不出更好方案,这才批准了大足县邮亭区方案。1971年底,大足厂投入批量生产,该经验后来在二汽选厂址中也发挥了作用。
第四次是为北汽BJ212吉普车改扩建设计项目,起初是为BJ210两门吉普车改扩建,中途应军委要求,将产品升级为BJ212四门吉普车。再后来,就是为二汽(东风汽车公司)10万辆卡车特大项目选址和设计,详细情况下文再叙。
因此,如果说陈祖涛是组织领导中国汽车工厂设计第一人,恐也不为过吧。
(连载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