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享悦读

    文学史，似乎是一个“高大上”的东西，大底学者要皓首穷经地写，读者要正襟危坐地读。无论作者，还是读者，都是严肃有余，趣味不足。因为读书与工作的原因，自己读了不少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基本上大同小异，先是思潮，再是流派，最后是作品分析。我们感受到的多是作家生活之外的那些“知识”，而关乎作家性情秉性的故事，甚少见到，正可谓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我以为，文学史除了“知识”之外，大底还应该是“有情”的，有“故事”的。宋以朗的《宋家客厅》正是这样一本别样的“文学史”，或者准确地说是主流文学史之外的，“有情”的，有“故事”的文学史现场与片段。

    文学沙龙在西方文学中曾经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那些沙龙的女主人们风姿绰约，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作家聚集在周围，觥筹交错之余，也畅谈文学，亦或为了吸引沙龙女主人的目光，作家们也是“奋笔疾书”才情四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似乎没有这种文学魅力与荷尔蒙激情并存的文学沙龙，但有温文尔雅、娓娓道来的客厅（虽然沙龙也有客厅的意思啊，但终归是中西有别）。同样的是客厅的主人大多也是女性，著名的如林徽因家的客厅，在那里聚集了不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才子佳人。

    当然，有才子佳人就少不了与男欢女爱有关的“花边新闻”，因此，林徽因与冰心间因为《太太的客厅》闹出了一桩文坛公案。但是，宋淇的客厅里似乎并无这般“风波”，从字里行间可以感到宋琪的客厅里是高朋在座，宾主间品茗论文，和风细雨润物无声；亦有西式派对，佳肴美馔间道尽了人世间的百态千姿与文字中的五味杂陈。广而言之，这“客厅”是泛指中国现代文人的交往方式，既有清谈高论，亦有信札往来，诗词唱和等等文人雅事。

    宋淇笔名林以亮，他与张爱玲、钱锺书夫妇、傅雷夫妇，吴兴华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化名流都很熟稔。在宋家的客厅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化名流的别样面孔；也可见被文学史误读的文人与作品。书中所言甚多，笔者仅举两例。

    钱锺书先生的博学与尖锐自不必说，但在《宋家客厅》中，我们却可见钱锺书先生的“人情世故”。钱锺书先生对张爱玲的态度大底上是“必以为然”的。但在接受不同学人采访时，却各有说法。接受安迪采访时对张爱玲评价不高，接受张爱玲研究专家水晶访谈时却说张爱玲“非常好”。

    为此，宋淇写信给钱锺书询问为何两个评价差别甚大，钱先生回信答曰：“不过是应酬，那人（指水晶）是捧张爱玲的。”公开的文字与言论，往往难见学人的“真知灼见”，尤其是对他人的评头论足更是唯恐避之不及。但我们在私人的通信中，却可见学人的“真心实意”。我们此前只知道钱先生臧否人物往往“口无遮拦”，在《宋家客厅》我们见到了钱先生的“谨小慎微”与“自如应对”。

    对于傅雷先生，我们的印象还是来自于他对年少成名的张爱玲的盛赞与批评，以及《傅雷家书》中的严父形象。在《宋家客厅》中，有一处谈及傅雷曾于1948年于“昆明筹备进出口公司未果”。一向“文艺范儿”的傅雷为何要去开公司呢？从书中看，主要还是因为经济拮据。当年西南联大的学者教授们，也因为生活窘迫而卖文为生，如闻一多先生为人刻印章，梅贻琦夫人拿着女红到菜市场上去卖。无论是闻一多还是梅夫人都是“因地制宜”。而傅雷先生则是“大气魄”，要开进出口公司。看到此处，总是笑出声来。从这里，我们既可见傅雷先生的“恢弘气势”，也可见他的“书生之见”。

    张爱玲是宋家的老朋友，也是因为张爱玲与她的作品的关系，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宋淇、邝文美、宋以朗一家。张爱玲在我们主流的文学史中一度被尘封起来。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张爱玲才慢慢地“浮出了历史地表”，甚至有了不少铁杆粉丝——“张迷”，研究张爱玲也成了一门显学——“张学”。

    在《宋家客厅》中，宋以朗除了校正了一些张爱玲研究中以讹传讹的史实错误，更多是通过张爱玲与其父宋淇的通信，来展现张爱玲的“私语”一面与更为真切的生存状态。张爱玲作品的基调大多是“苍凉”的，冷酷的，尤其从那本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团圆》中，更可见张爱玲的“冰冷”。但在张爱玲给宋以朗的母亲邝文美女士的信中却显得那般温润动情：“直到你们一转背走了的时候，才突然好像轰然一声天坍了下来一样，脑子里还是很冷静＆detached（和超脱），但是喉咙堵住了，眼泪流个不停，事实是自从认识你以来，你的友情是我的生活的core（核心）。我绝对没有那样的妄想，以为还会结交到像你这样的朋友，无论走到天涯海角也再没有这样的人。”或许出于客气，或许出于感激，张爱玲这些“私语”与她在作品中的“叙述”迥然不同。当然，“文如其人”这话也不必完全当真。很可能把作品写得“冷酷到底”的作家，在现实中正是一个“柔情似水”之人。

    宋以朗在书中指出好多“张爱玲传”的作者们说张爱玲在美国过得如何清苦寒酸，都是不做调查的“胡思乱想”。他从张爱玲与其父宋淇的通信中，涉及到稿费、金钱的内容，推算出张爱玲当年在美国的生活并不窘迫。

    但从他引述的张爱玲与宋淇的一份通信中，我们也可看出，张爱玲在美国的日常生活虽不至于“贫困”，但也不算宽裕，起码日常生活的保障是张爱玲常常担忧的问题，要不她也不至于在给宋淇的信中说道：“我后来再回想离港前情形，已经完全记得清清楚楚，预支全部剧本费用，本来为了救急，谁知窘状会拖到五年之久，目前虽然不等钱用，钱多点总心松一点。如果公司能再拖欠一年，那我对公司非常感谢。”张爱玲到了美国后，为了维持生计，就开始给宋淇所在的电影公司写剧本，为了能专心写作，张爱玲甚至一度从美国到香港居住一年，专门写剧本。除此之外，张爱玲还做翻译，改写自己的旧作等其他差事来维系生存。毫无疑问，这些并不在张爱玲创作之内的“纷扰”，严重地影响了她的写作。

    客厅里的“文学史”并非“标准”的文学史，但它的魅力是让我们可以看到作家的“真性情”与多副面孔。主流文学史中的文人作家太过“高大上”了，他们与那些尘封在历史中的作品一样，冰冷地排列在文学史的序列当中。人性本来就是参差百态的，《宋家客厅》这本书就让我们见识到了“冰冷”之外的“火热”，“高大上”之外的“人心世态”。

    客厅带有一定的私密性，所谈内容多不易公开，往往涉及隐私。但在《宋家客厅》里却少见与此相关的“花边新闻”，至多有些许的“准风月谈”。这或许就是其格调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