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下漫笔

    1912年，24岁的王云五走进南京政府教育部，当了一名普通干部，每月工资30元。当时，1块钱可以买30斤大米，猪肉的话可以买8斤，粗略算来，那时王云五的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的3500多元吧。虽不多，也不能算少。但如果你知道王云五当国家干部之前的收入，或许就不这么想了。

    王云五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个奇人，自学成才，19岁就当了胡适的英文老师，而当时的胡适是17岁。后来，胡适多次举荐这位只比自己大2岁的老师，师生互相提携，成为一段佳话。

    到南京政府工作前，王云五在中国公学当老师，月薪250元，还兼任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每月不下200元，同时经常为《时铎报》撰稿，算下来每月总收入应在500元以上。也就是说，教师兼撰稿人王云五比公务员王云五，收入高了十多倍。

    而且，王云五的传记中说，他求职时其实很看重薪水高低，在进入教育部之前每换一个教职，总要比较一番待遇。确实，在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岫庐八十自述》中，王云五对自己早年一桩桩“跳槽”往事记得很清楚，并不厌其烦地记录薪水的更迭。不过，这并非因为王云五贪财，实在是维持家用所需。17岁时，王云五做同文馆的教生，每月津贴24元，他把其中一半送给母亲零用，剩下的一半主要用来买自己喜欢的书籍；同时，他还给《南方日报》译稿，每月可得稿酬60元。后来，他又到私立英文专修学校益智书室任教，月薪开始是200元，但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渐增至280多元。虽然收入颇丰，但王云五资助身染重病的二哥每月100元。二哥去世后，仍每月送二嫂二三十元作为零用。为此，连购买心爱的《大英百科全书》都采取分期付款，用“按揭”的方式才买齐了全套35册。

    那么，王云五甘愿选择“断崖式”降薪，脱离学校走上仕途，是否是为当官呢？似乎也不是。因为，比起清水衙门的教育部来，王云五在南京政府的第一份工作，更像一个往上爬的捷径或“肥缺”。

    临时政府成立前，王云五曾被推选为香山同乡会主席，代表同乡父老欢迎孙中山，当场被孙看中，委为大总统府秘书，负责接待处的工作。这份儿工作是名副其实的领袖身边工作人员，天天接触最高领导人。前来拜访、求见孙中山的人，先要经过王云五这道关，而他们能否顺利晋谒孙中山，王云五也有一定的决定权，他认为无须孙中山亲自接见的，可以直接挡驾或转给其他部门接洽。中国政治向有“宰相好见、小鬼难缠”的文化习俗，对古今官迷而言，王云五这份工作当然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头等美差啊。

    但就在王云五手握“大权”不满半月之际，接到了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一封亲笔信，希望他到教育部去工作。起因是王云五在赴总统府任前，曾写了一封信给蔡元培，畅谈了对学制改革的建议和主张，蔡对此大为欣赏，故来信相邀。王云五拿着蔡元培的信，有些为难，只好面呈孙中山请示，孙中山不但没有为自己选中的人竟想调走而发怒，反而对王云五鼓励有加。于是，年轻干部王云五的工作安排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上午仍在大总统府接待处工作，下午到教育部办公。王云五后来说，“我对于蔡先生并无一面之缘，而且已有总统府的职务，更无借此求职之意，只是以教育界一分子贡献一点有关教育的意见而已。想不到蔡先生对于一位尚未谋面的青年，而且丝毫没有透露毛遂自荐之意，竟也特别拔擢。” 第二年，政府北迁，王云五又来到北京，继续在教育部工作。

    那么问题来了，王云五放弃高薪、肥缺，甘愿到冷衙门去坐“冷板凳”的原因究竟何在呢？以我浅见，或许和两股“风”有关，一是当时教育部机关奉行的勤俭之风，二是教育总长蔡元培倡导的清廉之风。

    蔡元培主持南京政府教育部时，自己不领薪俸，还勉励部属力行节俭。当时，教育部总长以下至录事，不过30余人，除了总长、次长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人不分等级，一律称部员，不授官职，每月支津贴30元。民国政府北迁后，蔡元培再次表态不拿薪水，并规定次长以下一律月给薪俸60元。

    当时的教育部，也没有官衙习气。“由于人数少、层次少，工作气氛浓，所以行政效率很高。大家以摇铃为号，分工任事，各类案牍随到随办，从上午9点上班，干到下午5点散班，如同书局的编辑部”。蔡元培本人坚持以身作则，不讲排场、不摆阔气，“惟务实际，内鲜仆役，致以堂堂教育总长亲诣大总统府领印，乘人力车往返，见者骇为开国史之趣谈”。

    蔡元培的行政路线是简政放权，干部路线则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不论党派、年龄、资历，唯才是用。王云五是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因为一封信而受到蔡元培赏识。当时的教育次长范源濂则是共和党人，主张君主立宪，但蔡元培并不因为他是异党人士而排斥他。同样的情况还有鲁迅，与蔡元培素未谋面，因为许寿裳的推荐，也被延揽至教育部工作。而且，蔡元培工作作风十分民主，善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范源濂回忆道，“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即执行。”

    不过，民国政坛之乱象，究非一两人所可匡正。没过多久，王云五不堪政治纷扰，离开政界，回归教育，后又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在出版、文化领域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纽约时报》曾用一句话评价：“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当然，这已是后话，给予世人良多启迪。而王云五早年短暂的从政经历，虽已过去多年，却也为我们观察现实提供了十分有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