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有个公主得了怪病，头上长出了一对角。那些发现公主秘密的人，都被杀掉了。有一天，一个小侍女在给公主梳头时，也发现了这个秘密。为免遭毒手，她立誓永远保守这个秘密。但有秘密憋在心里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有一天，她终于忍不住对一株竹子讲出了这个秘密。不料，当一个牧童砍下竹子做成一支笛子，吹出的声音竟然是：公主头上长了角。于是，公主的秘密伴着笛声天下皆知。

    当然，这是一个童话故事。但在现实生活中，人总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秘密，也总会知道一些别人或组织的秘密。而且，秘密有时候不一定是隐私，而是事情的真相。发现了这种秘密的人，比知道“公主头上长角”更加可怕，更无法对人吐露。特别是那些手握重权、叱咤风云或思想敏锐的人物，对于这个世界的真相，他们往往比普通人知道得更多些，对于社会未来的趋势，往往也看得更透彻些，但阻止他们说出秘密的障碍也比普通人多得多，因此他们往往只能在小圈子里议论一番，或干脆写进日记、封存后世。

    于是，在那些只写给自己或后人看的日记里，总会藏着许多深深的忧虑。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忧虑被证明是杞人忧天，不过更大的却得到了证实。1935年9月，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邀请访问苏联，他把访苏见闻和感想写成了《莫斯科日记》，但决定50年内不作发表。访苏归来的罗曼罗兰，在公开场合对苏联称赞有加。但当日记解禁时刻，我们却发现，虽然他说在苏联感觉到了“无边高涨的生命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苏联人民“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更多则是表达了对苏联现状和未来的忧虑。比如，来自国外的消息“遭到系统的隐瞒和歪曲”，“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精英人物不应该为自己攫取荣誉、福利和金钱”，“上层中的达官显贵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进行艰苦的奋斗”。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特权现象如同公主头上的角刚刚冒尖，但已经引起了罗曼罗兰的忧虑，并写进了日记的深处。

    如果说法国人罗曼罗兰对苏联的忧虑，还是“急他人之所急”，那么“中兴名臣”曾国藩的例子则令人深思。他的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中，记录了不少两人议论国事的私房话。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1867年7月21日），赵烈文和曾国藩谈及京中风气，“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衫，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舟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日记中的“师”，即曾国藩。从对话中可以看到，作为幕僚的赵烈文虽有半体制内的身份，但对这个体制的命运并不乐观。更耐人玩味的是，曾国藩对这位下属兼门生大逆不道的话，不但没有斥为妄议，反而顺着他的思路提出了“南迁”的可能。中国历史上“南迁”或“南渡”固有保存实力、东山再起的意图，但并没有过东山再起的先例。而这里的“南迁”实际和所谓“西狩”一样，其真实含义谈话人心照不宣，再联系到晋、宋两朝的实际情况，曾国藩对赵烈文的悲观论调，至少并不反对。

    这一点，在两年后的对话中，可以看得更清楚。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1869年7月7日），赵烈文记录了曾国藩对太后、皇上及军机众臣的评点，其中颇多“狂妄”之语。“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蘅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守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两宫，指慈禧和慈安两位皇太后；皇上，是同治皇帝；恭邸，是恭亲王奕訢，文柏川为文祥，宝佩蘅为宝鋆，倭艮峰为倭仁，都是当时执掌权柄的大人物。

    两则日记之间的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仕途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当上直隶总督，也有机会直接见到慈禧太后、同治皇帝、恭亲王等大人物，还曾多次受到慈禧的召见。俗话说，仆人眼中无伟人。更何况，晚清政坛的这些大佬也确非伟人。所以，当这些大人物从遥不可及的地方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时，原先靠所谓圣人之训、君臣之礼维系的神秘感或神圣感，也一扫而空了。这时的曾国藩，内心想必极其失望，否则也不会对赵烈文说出这番话来了。

    翻读《能静居日记》，让人真切地感到，这些知道“公主头上长角”的人无比复杂的内心世界。他们或许人前显贵、自信满满，说着冠冕堂皇的言辞，兢兢业业地昼夜工作。但身逢一个政权日暮途穷、即将倾倒的当口，这些预见到国家命运的有识之士，即便因为各种考虑无法将掌握的秘密公之于众，其内心也必极为纠结。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与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文化信念融为一体的政权逐渐垮掉，明知其必垮却还要付出许多无谓的努力。

    与那些蛀空国家大厦的贪墨之徒或茫然不知大厦将倾的碌碌之人相比，他们是乱世中的清醒者，更是黑暗中的痛苦者。而痛苦源于清醒，清醒因而痛苦。这些人是最可悲的，因为他们必须以自觉的状态，去承受那即将到来的政权变革和社会激变。他们如同乘坐在一列即将脱轨的列车上，眼看其毁灭而无能为力，即或勉力所为，也可能反而加速其走向死亡的进程。更可悲的是，他们内心那无比的苦痛、不尽的忧虑只能藏在日记的深处，而这难道不正是其身处的政权趋于无可挽回的崩塌最重要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