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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报记者 许 茜

    涉及韩国110所大学179位教授的大规模“换皮出书”事件引得舆论哗然。据韩联社消息，涉事学者于12月14日被提起公诉，其中不乏高丽大学、延世大学等知名学府教授。检方以违反《著作权法》和妨碍工作罪名起诉74名教授，并以简易程序起诉105名教授，要求法院判处10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5万元）的罚金。据韩国高校有不成文的规定，不得续聘被判处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万元）以上罚金的教授，因此，如罪名成立，或将引发韩国史上最大规模的教授“下课潮”。

    韩联社报道称，此次被诉教授以“新瓶装旧酒”的方式进行书籍造假，只更换旧书封面加上自己的名字就重新出版，或直接取而代之；有的则对书名稍作改动冒充新书。世界范围来看，学术不端事件虽时有发生，但如此涉及人数之多、性质之恶劣的极端案例实属罕见。

    在韩国，大学教授数量相对较少，他们享有极高的社会名望。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头顶光环的学者走到这一步呢？

    “换皮出书”的原因 晋升诱惑下的“铤而走险”

    梁荣华就职于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长期从事韩国高等教育研究工作。12月19日，他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酿成此次学术丑闻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韩国大学教师业绩评价制度本身。“韩国大学教师业绩评价制度最初是1986年在浦项工科大学开始示范实施，上世纪90年代中期推广至全国绝大多数的四年制大学，业绩评价制度主要包括教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个维度，在发展的过程中研究维度所受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大学教师研究业绩的量化评价，与教师的续聘、晋升、报酬等息息相关，大学教师普遍反映压力很大。”

    与我国类似，论文发表数量也是韩国研究业绩的评定指标之一。汉阳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裴永灿（音译）15日在接受韩国CBS电台一档新闻访谈类节目采访时谈到，助教若想升至副教授、或副教授升至教授，韩国高校有一套评分标准衡量其研究业绩，只有达到了相应分数，才能具备职称晋升资格。一般来说，在韩国KCI（类似韩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论文，可获得3分。如若单凭论文分数不够，还可以采用出版著作的方法补足，只要出版一本200页以上的著作就可以取得5分。然而，要写出一篇足以在KCI上发表的理工类论文，从开始的准备、再到试验、分析、评价，一般至少要花费一年时间才可完成。但如果以特殊手段“出书”的话，作者就可以轻轻松松地获得在期刊刊发一篇论文近两倍的分数。所以，虽然“换皮出书”一旦被发现后果十分严重，可面对升职诱惑，一些韩国学者仍旧“铤而走险”。

    学者为何“装聋作哑” 一个保守了30年的“秘密”

    据韩国《亚洲经济》报道称，自上世纪80年代起，韩国出版界就开始盛行“换皮出书”，持续了30年之久，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这么长时间，如此“显而易见”的手法，难道就没有人发现吗？

    此次涉事的著作均为理工类教科书，大多数读者很难接触到，只有身处该学术领域的学者或出版方才可能发现其中“关窍”，而共同利益和“人情世故”却将他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对于出版方而言，据《亚洲经济》报道称，“换皮出书”的出版成本极低，一方面可以清理库存；另一方面，据部分被诉教授供述，出一本假书后，就会被出版社抓住出假书的把柄，迫使他们无法再通过其他出版社出书。而韩国的学者，裴永灿在采访中坦言，即便是有人剽窃、篡改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大部分作者也会采取低调处理或假装不知道的态度，加之可获得再版版税，所以大多数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学者们为何会“装聋作哑”？梁荣华向记者解释，韩国太小，坚持多年在某一学科领域长期工作的教授们即便互相不认识，提到名字基本也都有印象，发现有人窃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好意思撕破脸。而这一集体沉默的根源，在梁荣华看来，则在于韩国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和人情关系的社会，正是这样的一种国情和文化方式，为学术不端事件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任翔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韩语系资深教师，在韩生活工作多年，对于韩国学术圈的“人情世故”深有体会。他向记者介绍，韩国注重人际和圈子的国情在学术界则表现为，学者若希望得到业界认可，就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维系所在学术阵营的人际关系。“没有加入某个学术领域组织，进入这样的体系，若想成为佼佼者，即便个人能力突出，也很难有出头之日。所以，韩国教授非常热衷于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在活动中发展、培养自己的人脉关系。”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互惠互利”似乎成为学者们唯一的选择，揭发造假无异于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

    “雷声大雨点儿小”

     监管缺位织就的“保护网”

    此外，梁荣华认为，针对学术不端行为韩国也没有进行专门立法，更不涉及刑事问题，也暴露了在法制建设上存在漏洞。比如这次的“换皮出书”事件和2005年轰动一时的黄禹锡学术造假事件，最终进入司法程序并不会过多涉及关于学术造假的指控。学术不端行为在韩国仍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强调尊重和认同他人的原创性研究成果是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伦理。

    缺少法律的监督，仅靠道德的约束已不足以应对如今积重难返的局面。近年来，韩国学术不端事件频发，仅今年下半年就至少有三起学术不端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包括7月份旅美韩国科研人员韩东杓学术成果造假、近期的韩国“天才少年”宋裕根涉嫌论文剽窃和此次179名教授“换皮出书”。频率之高，令人瞠目。虽然在韩国针对学术不端问题设有调查委员会、研究真实性委员会、教师人事委员会三个专门的组织，但整个调查过程要经历一年之久，到最后就成了“雷声大雨点小”，惩戒偏软恰恰促成了今天韩国学术造假之风蔓延。

    谈及如何才能缓解或彻底根治学术不端，梁荣华认为韩国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有许多可改进之处。从宏观层面来看，针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立法或制定可操作性更强的整治措施，开展有效监管；加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宣传力度，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从微观层面来看，主张学者自律，抵制学术不端行为；加强学术规范教育，尤其像西方一些大学学习，至少开设一学期或一学年的有关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方面的课程，加强对未来研究者在学术伦理和学术规范方面的教育等等。

    ——延伸阅读——

    韩国“天才少年”涉嫌论文剽窃

    就在此次事件曝光前不久，韩国17岁“天才少年”宋裕根涉嫌论文剽窃，更让韩国社会震惊。据报道，宋裕根6岁时就能解答大学水平的微积分问题，他在9个月内学完了大学以前的全部课程并通过考试，8岁即成为一名大学生。2009年，宋裕根开始攻读硕博连读课程，最早可于2016年获得博士学位，从而成为韩国最年轻的博士。然而就在上个月，国际学术期刊《天体物理学报》宣布，宋裕根以黑洞磁场为主题的论文“涉嫌剽窃”，取消了其刊登资格。

    宋裕根论文的指导教授、韩国天文和宇宙科学研究院前院长朴硕事后对韩国媒体解释说：“他只是引用了我13年前在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部分内容，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所以没有注明是引用，这是一个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