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科学文化”逐渐成为学术界以及科技决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目前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多着眼于对“科学文化”，特别是狭义科学文化的内涵与概念的思考。事实上，运用实证和定量的方法对“科学文化”进行指标化考量，对于科技决策过程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视角。当科技决策者站在微观视角考虑科学文化的定量表达与实证研究的时候，仅仅考虑“投入产出”的经济指标模式的评价体系已不能有效表征科学文化的社会影响和深层内涵。

    梳理目前其他国家对科学文化测评内容的界定，共有三个主要观点：第一，科学文化应由科学研究和创新的产出进行反映，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观点；第二，社会资源的分配。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8年时提出的观点；第三，科学文化应该由科学在社会当中的实践应用进行反映。

    从不同的测评目标来考虑科学文化指标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不同的想法。2011年Godin总结科学文化或多或少依赖于与科学相关的五个维度而存在：科学研究的机构与制度、科技产出与产品、科技扩散、科技影响和科技环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科学技术活动指标和相关科学活动指标概念框架中，都涵盖了科学传播、知识扩散、科学教育、科技展览、生产实验和改进等“社会的科学文化”内容。随着科技与社会、经济、与公众关系的不断发展，立足“科学—社会—公众”视角的科学文化研究和评测指标，成为科技决策者和科学文化学者关注的热点。

    如何用纷繁的指标构建一个非常准确的科学文化指标体系，反映真实的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印度的“科学气质”模型，“科学文化距离”模型，美国的“科学素养”都是研究者对科学文化整体或者其中某个维度进行思考的代表性理论框架。科学文化定量测评也早已越过理论框架研究阶段被世界各国应用到科技决策实践中，例如2012年Godin在UNESCO的科学活动指标基础上，立足当下社会经济发展语境，尝试建构了拓展的科学技术活动指标，将社会对科学的资源配置归为三个模块：科技学习模块（公众通过这个模块了解科学知识，运用并理解科学）；科技影响模块（科学技术对社会发展带来的福利和推动）；科技社会组织化模块（即对科学技术的制度保障等）。在每个一级指标下，都设计了三个二级指标代表每一模块的投入、产出和活动。这个拓展的科技活动指标体系正在加拿大魁北克使用，并且用于与整个加拿大区域和OECD国家进行比较研究。2010年，韩国学者从科技教育角度定义了科学文化指标模型包括两个一级模块：个人科学文化指标和社会科学文化指标，每个一级指标下又分为潜力指标模块和实践指标模块。在个人科学文化指标的潜力模块，主要有公众理解科学的三个维度组成（知识、态度、兴趣），实践指标模块包括公众受非正规科学教育的情况，使用新信息技术的情况，以及参与科学活动的情况等三个方面组成。在社会科学文化指标中，韩国学者用R&D投入，人力资源，科学博物馆以及科技展览设施来指征社会科学文化的潜力；用科技媒体覆盖，科学节等公共科技文化活动等指标来指征社会科学文化的实践水平，这个指标体系在韩国、日本等国家都尝试使用。

    显然，基于实证支撑的科学文化评测，将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层面科学文化建设提供准确科学的决策支撑依据，推动利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科学文化环境的营造，实现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与科学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然而谈论关于科学文化的指标时，就必须考虑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语境下，测量科学文化的模式、指标都不一样。不同的社会语境，对各国科学文化测评目标与内涵提出的需求都不尽相同，考虑到这些差异和共同需求，各国亟须在科学文化定量测评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广泛交流，对科学文化进行更加理性、广泛的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