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罗朝淑

    得知托马斯·林达尔获得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消息，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研究员杨运桂博士心情激动，因为2005年—2008年之间，杨运桂在伦敦克莱尔（Clare Hall）实验室进行科研训练，成为托马斯指导的最后一位博士后。

    说起导师，杨运桂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自DNA双螺旋结构被发现后，人们一度认为这种结构是固定不变的。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托马斯却在实验中率先发现，DNA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稳定。在紫外线、自由基及其他外部条件影响下也会发生损伤，打破了科学界一直认为DNA双螺旋结构极其稳定的认知，并在此基础上创新性地发现了DNA存在修复的机制。DNA修复机制的发现成果很早就延伸到癌症治疗中，为放化疗提供了理论指导。这也正是诺奖委员会对托马斯·林达尔等三位科学家获得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的原因所做出的述评。

    “修复机制确保了维持生命存在的遗传物质DNA的稳定性，这一机制是维持生命体健康的根本。”采访中，杨运桂告诉记者，托马斯不仅首先发现DNA存在损伤现象和修复机制，而且还发现了多种DNA碱基切除修复和核苷酸切除修复的重要基因，打开了这些修复基因的缺陷与人类疾病关联研究领域的大门。

    让杨运桂印象深刻的是，托马斯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的原创性科学思维和抓住新事物的敏锐力，经常安排学生参加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对学生们的科研生涯影响深刻。他的大部分弟子都成为了富有成就的专家。

    “由于在他的研究团队，很多课题方向都是原创性的，没有现成答案和线索，因此做科研经常会碰到困惑和难题，有时会感到沮丧。托马斯会鼓励我们说：‘如果一个问题你查遍所有科学文献，也没发现目前有效的解决方法，那么在你自己的深度思考以及与领域其他专家充分交流的基础上，可能会形成一个好的科学问题，而这正是你值得去尝试的地方——如果问题很容易得到解决，别人早就解决了，也无需你去解决。’而当学生取得成就时，他又会告诉我们：‘任何成果，要继承性发展，不要总是回头看，多想想下一步！’他经常对我们说：‘讨论问题的时候，你们不要完全相信我说的话，一定要去求证——我毕竟年纪大了，接收新鲜事物的能力下降了。’”

    杨运桂告诉记者，托马斯不仅有着很深的学术造诣，而且有着杰出的管理水平。2001年获得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的蒂姆·亨特在评价托马斯的成就时曾总结说：“托马斯的科学成就除了他自己在DNA修复机制的杰出科学发现，还应该包括那些在他领导和指导下的优秀学生和同事取得的杰出成绩，这也是托马斯成功的一部分。”对此，杨运桂深以为然。他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托马斯领导的克莱尔实验室一共招收了不到20位独立研究员，却产生了10几名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以及包括托马斯本人和蒂姆·亨特在内的两位诺奖获得者。

    2008年，杨运桂即将结束在托马斯实验室的博士后生涯，在面临未来的抉择时有些犹豫，托马斯则积极地建议他回国发展。他告诉杨运桂，“生命科学的发展依赖于基因组学。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你回国能够有所作为”。尤其让杨运桂深受感动的是，回国前，托马斯盛情邀请他一家三口去他家做客，亲自下厨为他们烹调了美味的香茅草烤多宝鱼，并把他研究方向的实验材料都给了他，希望杨能做出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研究。

    回国后的杨运桂有幸入选了中科院“百人计划”，在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在延续托马斯的DNA修复研究基础上，他决定再迈进一步，开始研究遗传物质DNA释放基因信息的中间载体RNA修饰的可逆性，通过与芝加哥大学何川教授合作发现了RNA主要的化学修饰甲基化m6A（6-甲基腺嘌呤）修饰酶，证明RNA化学修饰的可逆性，及其调控RNA加工代谢的重要功能。

    杨运桂充满深情地说：“从当初建立实验室到如今的一些科学研究的方向和细节，托马斯一直站在我身后，支持着我。” 

    （科技日报北京10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