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首都机场一直是全球第二繁忙的机场,单日高峰架次为1816架次,平均每天起降1594架次。而在欧美机场,最繁忙航段日均流量一般不超过400架次,否则会立即采取空中分流等措施。
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2014年全国民航航班运行效率报告》, “在空中和地面保障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中国航班起降架次由2006年的340万架次增至2014年的750万架次,增长了130%,年均增长达10.8%。”报告称,“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的航班量几乎已达饱和。”
总之,中国的天空正变得越来越拥挤。
有限的航班时刻资源与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之间产生的矛盾,也在日益突出。可以说,一个时刻决定了一条航线的含金量,而航线则攸关一家航空公司的生死。
航线与时刻,中国的天空如何分配?
“珍贵”的首都机场
通常,每天早7点至晚10点之间的15个小时,是航班繁忙的时段。根据《2014年全国民航航班运行效率报告》,这一时段内,北京、上海虹桥、广州、深圳、成都和重庆的机场,平均小时起降架次都超过了民航局公布的小时容量。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个数字是90架次左右。
经常乘飞机的旅客都有体验,待上客、关闭舱门后,总听到机长通知,即飞机正在等待起飞命令,能在原定起飞时间半小时至1小时后起飞,基本是常态。如果在流量控制的状态下,本来间隔2分钟就能放行一架飞机,现在可能间隔5分钟、10分钟。“这意味着,真正的起飞时间可能在两小时后。”南航机长王建锋闭着眼睛也能感受到客舱里乘客的急躁情绪。
“能排上航班时刻还算好的,现在的问题是:一线城市、四大机场的航权越来越难拿到。”曾在某航空公司专门负责跑航线时刻审批的杜向然,亲历过争抢时刻的激烈场面。
日益增长的航班需求与空域资源的紧张、机场时刻紧缺,矛盾越来越突出。
“像京沪这样的热门航线,好的‘时刻’一年净利润将近9亿元,但新进入者已经很难再拿到。”吴鹏飞一直从事航空工程咨询工作。在航空圈子里,他听到太多后来者的抱怨。
“曾经像菜市场一样”
每半年一次换航季召开全国航班时刻协调会,令杜向然印象最深。“夏秋航季有7个月,冬春航季5个月。换季时几乎全国所有航空公司做运力的人都会去,从领导、中层干部到时刻协调员,一个公司浩浩荡荡几十甚至上百人都会来北京。”
.每年全国7个地区管理局会留出三四天时间集中办公,用以协调航班时刻。“以前轮流做东,最近两次是统一找家酒店,开七八间会议室,一起开会。”按照民航专家刘光才的说法,“很早以前协调会就像菜市场一次,现场乱哄哄的。现在来的人少了,秩序好多了。”.
“在分配过程中,如果三四家公司同时要一个时刻,就会参考各公司的航班正常执行率不低于80%等具体指标。如果航班正常率低,航空公司可写申诉材料说明原因——军事行动导致空中管制、连续来台风等等,民航局也会酌情考虑。”刘光才补充。
三大航优先
提交航班时刻申请后,杜向然时常要登录中国民航航班时刻协调与预先飞行计划管理系统(简称SPMS,辅助用户对日常飞行计划自动化处理的信息化系统,属于中国民航流量管理的一个子系统),查看审批状态。
刘光才说,“一般时刻分配给谁都有优先原则,比如主基地公司优先,国航、东航、南航三大航优先,适度考虑扶持新开航空公司等等。”
国际上,对于航班时刻的分配,一般也遵循“历史时刻优先”的原则。如果航空公司在冬春和夏秋两个航季都申请同一时刻并获得批准,以后就有可能变成固定航班继续使用。如果一个航季使用率未达80%,则可能被收回重新分配。
目前,中国民航局对旅客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型机场实行航班总量控制。首都、浦东、虹桥、白云机场等十大机场目前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民航市场份额和绝大多数高收益航线。
尽管全球航空公司毛利润近几年来一直徘徊在2%左右,但动辄上亿元的航材采购注定了民航业高资本、高投入的特性。
2002年民航完成行业重组时,全行业累积收入只有1018亿元、利润7亿多元,而到2014年时已升至6189.6亿元、利润总额288.9亿元。快速发展和巨大空间,与稀缺的行业资源、有待简化的审批制度形成矛盾。
能够拿到黄金航线高峰时刻,就等于取得了只赚不赔的保证书,而拥挤的机场和航路,也注定了僧多粥少的格局。
而在航线时刻资源稀缺的另一面,“时刻资源依赖物理基础、机场设施,例如跑道、滑行道。但机场容量扩张不仅要占用大量土地资源,还有噪音、大气污染等限制了机场设施的建设数量及时间进度。”杜向然认为,“依靠新机场增加大量新的时刻资源也不是长久之计。”
“最关键的还是目前机场运行保障能力不够强。”在杜向然看来,“除了一线城市机场一小时保证60、40架次航班外,西安、沈阳等地往往只能保证一小时20架次航班。当机场繁忙时段达到80多架次时,机场当然会不堪重负,势必要开始流量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