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去世了，才59岁，在这个年代，他去世的有点早。
他去世当天，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很多人都转发了这条新闻，而好多转发者平日里和文学、诗歌打交道并不太多。这或许多少说明作为一个诗人，汪国真的知名度远远超过了当前很多诗人。
汪国真是在八十年代出名的，那真是一个诗歌热的时代，满大街留着长发、抱着吉他写诗的人。九十年代初期是他最风靡的时期，诗集一经出版便洛阳纸贵，很多人买不到就抄他的诗集。他的诗歌作品的发行量确实是惊人的，他自己说他大概是当代唯一一位靠写诗发财的人。
对我来说，汪国真不是一个在我脑海中留下过深刻印象的诗人。虽然我不一定具有代表性，但推测比我大一些的人，比如70年代生人的诗歌爱好者恐怕更加熟悉他。作为八十年代生人，汪国真最热的时期，我年纪还比较小，又生活在没有多少文化气息的乡村，当然没有在他最流行的年月里读过他。记忆所及，有一位年长我十来岁的远房兄长是个诗歌爱好者，虽然中学也没毕业，此生也早已与诗歌无缘了，但他藏有一些诗集，其中就有汪国真。我是多年后才在他家看到那些发黄的诗集，连同一些《诗刊》《诗潮》等杂志，收在一个纸箱里，垫在床底下。我在翻看这些书刊的时候，偶尔还能看到夹在书中的几页纸，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些他自己创作的不成篇的诗行。
我在高中时（九十年代后期）也读到过几首汪国真的诗，应该是在《读者》之类的杂志上看到的，还有印象的大概也就是《热爱生命》这一首了。此后，再见到汪国真这个名字，是前两年的“纪念‘汪国真热’20周年”，出版社重新出了他的诗集，我仅从报道中知道罢了。
再次见到这个名字，就是他去世。
说来，真不知是否冥冥中有神秘感应，恰好当天，我阅读了莱蒙托夫在普希金去世之后写下的著名诗篇《诗人之死》。当然，汪国真的去世和普希金的死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普希金死于决斗，汪国真死于疾病；普希金的死令人震惊，汪国真的死令人惋惜；普希金的死具有某种传奇色彩和象征意义，是非正常的生命意外，可以拿来大做文章；汪国真的死，只是一个相对正常的生命现象。正因为不具有传奇性，才更加引起我的哀婉之情。
汪国真虽然曾经很流行，读者面很广泛，但在相对狭小而专业一些的圈子里，评价并不高，甚至有一些激烈的人说那根本就不能叫做诗。我倒觉得，既然有这么大的读者群，这么多人都曾经喜欢他，甚至还在喜欢他，说他是诗人应该没有问题。诗歌的路是宽广的，不是少数精英的专利。
汪国真的诗，从好的方面说，单纯、热烈、节奏明朗，语言不乏清新之气，其格调虽然有伤感、带忧郁，但总体昂扬向上，传播的都是“正能量”。然而，若从诗艺的角度看，它们的确缺乏“高大上”的技巧，显得不够“高明”。说它是哲理诗吧，它又过于浅薄缺乏深致；说它抒情吧，它又失之单调偏于矫情，说它通俗易懂吧，它常常太过简单乃至苍白。
如果说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形成自己的风格的话，汪国真也算有自己风格的诗人。他最有个人风格的诗行大概要算那些带着格言色彩的语句了，比如：“欢乐是人生的驿站/痛苦是生命的航程”（《我知道》）；“从别人那里/我们认识了自己”（《旅程》）；“沧桑抹去了青春的容颜/却刻下纵横交错的山川”（《纪念》）；“你接受了幸福/也就是接受了痛苦/你选择了清醒/也就选择了糊涂”（《生活》）；“获得是一种满足/给予是一种快乐”（《如果生活不够慷慨》）；“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热爱生命》），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几乎每一首里都有几行这样的“诗眼”。正是这些格言式的句子，赢得了读者，也招来了恶评。有人说，这些“格言”只能用来哄哄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然而，能哄得住少男少女，何尝不是一种本事？当然，我恐怕今天的少男少女未必是这种格言能够哄住的了。
说到格言，我想起黑格尔的名言：同一句格言，从一个孩子嘴里说出来，和从一个老人嘴里说出来，内涵完全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格言诗不仅会赢得少男少女的心，也有可能赢得经历了人生风雨的成年人的心。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空洞而矫情的抒怀，而是某种人生的况味。从这个角度说，汪国真所创作的这些格言，并不是没有价值的空洞的“能指”——只是，它的“所指”需要读者自己去填补。有时候，我们读起来，也会觉得有所感动。
况且，汪国真的诗不全是这一类，也有一些清新的小诗结构精巧而情致深婉的，如这一首《想象》：
那不是
纤细的手指
那是流淌的琴声
那不是
流淌的琴声
那是空谷的鸟鸣
那不是
空谷的鸟鸣
那是苏醒的早晨
那不是
苏醒的早晨
那是一个女孩沉思的倩影
作为一个自然人，汪国真去世了，“亲戚或余悲”。对于我们来说，作为诗人的汪国真还存活在他的作品里，只要我们读他--哪怕就这么一次，他也就活着。莱蒙托夫有这样几行，正好借来作为本文的结语：
我怕的不是死。啊，不是！
我怕的是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希望世人总会有一天
看见我充满灵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