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把我们生活的城市变成实验室，每位市民都可以去探索去实验去创造去改变，这是否会是智慧城市自下而上的另一种建设？”在日前举行的2014社会创新峰会上，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针对目前智慧城市的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新设想。

    2010年，吴甘沙针对国内的某个城市提出了第一个智慧城市方案，其中部署了50万个摄像头，针对摄像头产生的数据当时的规划需要部署200个PB的存储，这比全球最大社交网站脸谱数据量还要多。那时他认为智慧城市只有自上而下去实施才能实现。

    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手机软件被大量开发，吴甘沙发现了公众创造智慧城市的能力。美国波士顿市推出的Street BUMP手机软件，利用手机的GPS定位功能和加速度传感器功能，在用户的汽车经过地面上的坑洞时自动记录和报告地点和时间信息，而不需要司机打电话或发送信息。波士顿市政部门通过这种众包（crowdsourcing）参与的新方式获取了当地道路状况的实时地图。“发动群众智慧去分析什么地方坑坑洼洼需要修补，这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意识上的提升。我们觉得智慧城市也许可以以个人为中心去实践。”吴甘沙说。

    与Street Bump类似，巴西里约热内卢市政府也推出了市民反馈的1974手机软件，这些城市管理软件都采用了众包的形式，这是互联网带来的极具革命性的生产组织，实践这一模式并取得成功的创业项目很多。2012年，众包的趋势改变了传统业务流程，衍生出无数的创新应用。尤其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基于位置服务（LBS）等新技术服务的广泛使用，用户将越来越多的发布自己的地理位置信息以及正在参与的事件信息。因为人们越来越渴望参与，可以预见，未来在社会公共事务方面，众包模式必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也开始实践数字化的社会创新。2008年奥运会时，政府招募志愿者基本上是靠组织动员的形式。但是去年北京园艺博览会基本通过网络发动，微博、微信动员了5万多志愿者报名，最后选择了1.3万多名。最有特点的是，针对志愿者的空余时间进行个性化分配，把每个人的灵活时间和网络大数据结合起来，依靠互联网实现志愿者和组织者效率的最大化。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认为，2010年的世博会与2013年的园博会差别就是在社会动员上的智慧和技术。“如果想让人人参与社会活动，数字化的科技手段一定会发挥重要作用。”丁元竹说。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发展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进城市，农村地区的学生人数锐减，一个班级的学生也就十几个人。而城市学校的班级可能达到70、80个人。教育资源不均问题突显，看上去属于社会问题，但通过数字化的科技手段也可以解决。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主任邱爱军介绍，最近一些社会组织和专家就在进行远距离教育资源整合。“当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老师在北京上课的时候，遥远山区学生可以同步听课并可以与老师进行教学互动。”邱爱军说。另外，各种形式的互联网教学也在尝试共享教育资源。“人人参与，人人受益”将是未来社会创新发展的核心价值。

    技术派的吴甘沙认为众包的形式可以作为民间参与社会创新的有效渠道，挖掘公众的思想，引入开放式的创新，自下而上的力量可以开放社会化的分析服务，从而真正从数据当中提取价值。

    然而，如果把顶层设计跟自下而上的这样一种群众众包的力量结合起来，一定能够创造更大的价值。去年10月7号国家发改委联合住建部、科技部、工信部下面的四个智慧城市联盟，从不同的视角推动智慧城市的建设。“从国家层面积极整合资源，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地集成等新一代的信息技术，构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体系，”邱红军说，“同时我们也希望社会化的创新能吸引大家都来参与，就像众包的互联网模式，人人都参与到构建智慧城市的活动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