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马说》中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这句话，若把“千里马”换成“古鸟类”，然后用在中国著名古生物专家周忠和身上，恐怕再恰当不过了。

    周忠和，因为1990年的一次独自探访，让辽西热河古生物群及至整个世界的古生物化石谱系上，又增添了一个有可能改变古生物进化脉络的里程碑——白垩纪早期地层中最完整的古鸟化石。

    当时的周忠和没有想到，在化石中默默寻觅生命遗迹的科研工作，会在若干年后带给他、以及他的中国同行如此高的世界级荣誉和责任：

    45岁担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同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46岁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入选2012年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首席科学家，并被推荐至“万人计划”，入选2013年国家首批“万人计划”杰出人才；

    他带领团队在《自然》《科学》上发表50多篇学术论文，有关成果多次入选美国《发现》杂志年度百项科学新闻、《时代周刊》年度世界十大科技发现、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十大成果、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美国著名古鸟类学家Alan Feduccia曾在《美国科学院院刊》上撰写评论文章称：“周忠和的发现带动了随后发生的鸟类进化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突破。”

    ……

    甩掉框框扎扎实实做学问

    就在记者为初次见面做深呼吸时，推门迎面扑来的是一个巨大的水墨画般的剪影，层层叠叠的书籍和学术刊物，堆满了书桌和沙发，用“文山书海”形容周忠和的办公桌，丝毫不为过。

    紧接着，从桌子后面绕出来握手的，也是一个高壮的剪影，一路带我们走过充满书卷气味的走廊，来到小会议室，才看到周忠和充满童心童趣的灵动眼神。

    直言快语的周忠和很谦虚，“我个人的经历就不要讲了吧，还是要多看看未来。”实际上，能取得今天的不平凡成就，还真得从他看似平凡的学术生涯说起。

    1982年，周忠和进入南京大学地质系古生物学与地层学专业，之后在中科院研究生院地学部研究古鱼类，1990年毕业后进入古脊椎所参加辽西科考，在波罗赤的一条小山沟里，他发现了一块鱼类化石，属白鲟科，是现代长江白鲟的最早祖先。这让他很兴奋。

    科考结束后，当其他人沉浸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的精彩纷呈时，周忠和独自一人兜兜转转，再次来到那条小山沟，竟意外发现了两块保存相当完整的鸟类化石。带回北京后，专家仔细研究得出结论，化石距今有1.2亿年左右，而这一时期的鸟类化石在全世界都很稀少。

    命运的转折来的如此突然，又如此必然。用媒体的话说，周忠和从此“弃”鱼“从”鸟，专攻古鸟类。

    1992年，他与同事为辽西发现的鸟类化石命名为“燕都华夏鸟”。经分析，这是一种反鸟，其某些骨骼特征与现在的鸟类相反。同年，周忠和在国际古鸟类学术会议上报告了他的发现，与会专家认为，这一发现填补了白垩纪早期鸟类演化史上的空白。

    周忠和回忆说：“我的运气比较好，刚刚硕士毕业就发现了重要的鸟类化石。”周忠和的“运气”一发不可收拾，在随后几年里，周忠和与他的

    同事们又在同一地点发掘采集到共计20余个鸟类化石个体。这些化石后来被分别命名为几种不同类型的古鸟：燕都华夏鸟、郑氏波罗赤鸟、北山朝阳鸟和始华夏鸟等，周忠和等称这一鸟群为“华夏鸟群”。

    教材和书本上的知识，尽管都是前人探索的智慧成果，但固步自封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周忠和说：“中国有最好的化石资源，我们又赶上了好时候。但要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除了扎实的基础，还需要好奇心、想象力，以及挑战权威的勇气。”

    正是跟这只古鸟结下的良缘，引领周忠和与他的团队成员在鸟类、中生代恐龙、哺乳类、翼龙等脊椎动物演化以及热河生物群等领域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早期鸟类的系统发育、分异辐射、飞行进化、功能形态、胚胎发育和生态习性的分异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发现和成果，提出或修订了若干理论或假说。

    这些成果已成为我国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一大亮点，并使我国逐渐成为当今国际该领域最重要的地区之一。很多周忠和探索的知识，已经被写进国外的教材中去了。

    科学人不要太功利太浮躁

    虽然一直崇尚“老实人要做老实事”、“要有坐冷板凳和把板凳坐坏的决心”。但周忠和至今难免被人问起一个问题：研究古生物学究竟有什么用？

    他会开着玩笑说，“如果我当初考上了第一志愿化学系，可能合成点药物什么的更有用”。

    其实，古生物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科学，除了能够撰写生命史书，回答人类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等基本问题外，还会对宣扬达尔文进化论、预测未来环境变化对人类和生物的影响、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

    “其实，问这个学科有没有用，本身就有些功利。自然科学人类探索自然本质的基础科学，同样的，所有基础科学的发展都不是面向当前实际的，很多时候就是人类最原始的好奇心使然。人类很早就怀揣像鸟一样飞翔的梦想，直到近代才产生了飞机、火箭、宇宙飞船，要知道，人类能飞上天、能踏上月球、能探秘火星，是无数个基础科学不断发展的智慧结晶。”周忠和认真地分析说。

    古生物学这个门类虽然在“满足国家需求”这一项开题计划上很“无语”，但它确实又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上挣了“面子”。近年来，我国在古鱼类、两栖类、恐龙类、翼龙类、海生爬行类、古鸟类学和古哺乳动物及地层学，以及古人类学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果。

    周忠和用“井喷”来形容近20年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态势。他的同事、因“二连巨盗龙”声噪世界古生物学界的徐星说，“这得益于前辈留下来的淡泊名利的传统，以及周所长为研究团队营造的世外桃源。不功利、不浮躁，才有今天厚积薄发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前身，是1929年成立于北京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多年来，相继产生了杨钟健、裴文中、吴汝康、周明镇、贾兰坡、张弥曼、吴新智、邱占祥等杰出学者。

    周忠和说：“我们所学风好，都是老实人，都在做老实事。我个人真的没什么，团队里有好多人都比我厉害。”他如数家珍——徐星、王元青、张福成、汪筱林、王原等课题组中的一批中青年人才已成为各分支领域的中坚力量。

    说话间，会议室门口走过一个年轻的研究员，眼神平和、表情淡然，后背上挂着一个有些残旧但相当实用的帆布双肩背包……

    启蒙科学思维比普及知识更重要

    “说起来，达尔文还是我们这行的祖师爷。进化理论在古生物学界占有不可撼动的地位。不管鸟类是否由恐龙进化而来，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是帮助人类认识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球，进而对地球上存在过的生命和自然产生足够的敬畏。”

    认真思考过科普责任的周忠和，在面对公众表现出的对史前地球的浓厚兴趣时，真诚热切地提出，“对公众科学思维的启蒙和教育，有时候比仅仅普及科学知识本身更重要”。

    拿古生物研究来说，犹如管中窥豹，见一斑而知全部，联想能力和推理能力缺一不可——既要能从现有的不完整的化石中抽丝剥茧、读出过往时空留给现代人的信息，还要有能力把这些信息通过各种假说联缀起来、还原出来并验证它们。

    每天与冰冷的石头打交道，周忠和从不觉得枯燥：“这些化石会‘说话’，里面包含着很多信息，告诉我们地球生物的演化历史、地球环境的变化。可以说，我们古生物学家是在撰写几十亿年的生命史书。”

    “同样地，基础科学就是把人类最原始的各种好奇心打上一个个大大的问号，然后每个问号都可以一直追问下去，从过去到未来，从牵引到后果，从主干到分支，知识无尽，乐趣无穷。”周忠和沉思道，“或许这就是基础科学的魅力所在。而真正能沉得住气、把问题追问到底的人，首先一定是具有科学思维能力的人。这一点，我觉得毋庸置疑。”

    可以肯定的是，古鸟类的“伯乐”周忠和，还将致力于发现和培养优秀科学家，做个人才“伯乐”。

    周忠和深陷在沙发中，眯起一双慧眼，由衷地对这项事业感到“非常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