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走笔

    1989年3月26日，属于诗人海子的房间里空无一人。

    那里干净、整洁，似乎和任何其他时候毫无二致。只是，人们后来知道，除了主人之外，这里还少了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以及《康拉德小说选》。它们离开这里，被主人携带着到了一个叫“山海关”的地方……一个诗人就从这里出发，去了天国，而属于他的房间里渐渐、渐渐挤满了人。

    但25年后，我庆幸我不在这间房子里，或者说庆幸我的灵魂渐渐在远离这里。

    2001年的秋天，国年路复旦书店的门口，放着一个毫不起眼的纸箱，里面凌乱地扔着一堆打折书。朋友见我不住地往那里瞥，于是捡起其中最厚的一本递给我，说：“送你吧。”我在那本黑黝黝的书面前，反而犹豫了起来。这不仅是因为即便半价后它仍显得昂贵，还因为三年来我就一直没有读懂他。你知道，我指的是书的作者。

    但这本书一直陪伴着我，从上海到太原，然后再回到上海。生命不断有轮回，而世界却直线地往越来越陌生的方向走。庆幸的是，这个世界总有固执、倔强的一群，他们在“生”的挣扎中坚持着一些什么，坚决不忘记着一些什么。因此我们看到，即便时间流转，总有人站在人群中，大声吟唱，或大声叫喊，旁若无人。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人在这本书那些漆黑的墨迹里摸索，沿着海子的足迹一路回溯。终于，他们来到了海子的房间里，渐渐聚集，那里开始在飘荡其“以梦为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声音。

    诗人离开这个世界整整25年后，我们看到海子的房间已经被建造得宏伟、高大，像一座无可匹敌的教堂。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虔诚、低垂的眼睛，还能听到悠长、肃穆的颂歌之音。我相信，我的灵魂也曾经有这样的肃立，有过这样的顶礼膜拜。像那些可爱的人们一样，我把海子当作一个生命的歌唱者，也当作诗歌意义上的父亲。是啊，父亲，多么雄性、伟岸、坚硬的词！但是，此刻——在“父亲”离开人间、在“我”生长了整整25年之后，我确认，我要做一个要“离家出走”的孩子，一个要远离“海子的房间”的人。不，不是孩子，我相信我要以一个“大人”的姿态离开。而且，我还要公开地或者偷偷地怂恿更多的人！

    很久以前，我就知道海子并不是完美的，但他生活中的荒谬，并没有抵挡住他大部分的人性闪光。即便有人说海子对于人类来说，是作为惩罚出现的，而我想，对诗歌来说，他是作为非同寻常的赏赐的形式出现的。就如西川在《怀念》里写到：“最后极富命运感的诗篇是他全部成就中重要的一部分……哦，中国簇新的诗歌有福了！”是的，中国的诗歌有福了！但是，中国的诗歌因为海子的出现，已经在安乐、自得中，已经在为“父亲”的伟力而叫嚣的声音中，沉浸了20几年了。20年后，我们要思考什么呢？我们需要“弑父”吗？我们需要烧掉父亲的“神像”，去种植新的树木吗？

    不，“弑父”和“烧毁”太过暴力，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此刻，我仍怀着无比热烈的情感，纪念海子为中国诗歌做出的贡献。但是我们要清晰地明白一点，那就是：我们的海子，我们的“父亲”，他本质上是一个“殖民者”！海子的血液里继承太多了西方的潜在精神和气质，相对于上古神话、屈原、楚辞和李白，荷尔德林、尼采、梵高、海德格尔才是他文化上的父亲。可是，我们需要在西方文化的图景中，去寻找我们的祖先，寻找我们的魂吗？我们可以用最美丽的词汇、用一生美好的时间去赞美一个天才，但是我们无法容忍自己一直依赖于其他民族、种族的输血，才能存活，才能发展，才能用貌似“现代”的诗歌与无数高傲的魂灵直接联通。

    此刻，我们需要有中国自己的“通灵者”，我们需要在海子之后有更“中国”的诗人出现。当然，你要知道，我仍然痴迷于梵高，我仍然赞美切·米沃什，但我也知道，当一个被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认为是经济强国的中国，除了廉价的工业产品之外，都不知道自己该贩卖什么或者没有什么可以贩卖的时候，那就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25年后，我庆幸我不在海子的房子里，或者说庆幸我的灵魂渐渐在远离这里。

    与我一起离开的人们，我希望，他们和海子一样也能携带走他们的灵魂，携带走盛装他们灵魂的书籍和纸张。但是，我暗暗祈祷，但愿我们携带的不再是《新旧约全书》，不再是《瓦尔登湖》，不再是《孤筏重洋》，不再是《康拉德小说选》，而是《论语》《史记》《唐诗三百首》《女神》，或者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