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了一本《北方狼》，讲的是职业打假人的故事，读得我心惊肉跳。

    职业打假，不是一般人能干的活儿，虎口拔牙的事，非有一身真功夫不敢伸手。我一边读，一边想，故事主人公刘殿林的遭遇和经历搁我身上，估计一回就该“撂爪”了。

    刘殿林打假打了18年，从“个人”打成了“老板”，从“不惑”打到了“花甲”，真真不易！据说现在要隐退了，我倒是打心底里为他松了一口气。

    “刘殿林”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职业打假概也是“中国特色”，从王海开始，到刘殿林，到张磊、叶光、喻晖、杨连弟，等等。一大批逡巡于市场、专门购假索赔的职业打假人，一度成了媒体上的明星，消费者心目中的英雄。

    职业打假人有市场，是因为市场上假货太猖狂。改革开放这三十来年，中国人再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凭票证消费了，吃穿用度，五光十色、琳琅满目。市场的繁荣和消费者的慷慨，当然也给了假货土壤，就像肥沃的庄稼地里必然会滋生杂草一样。杂草不除，它就会吸食庄稼的养分，最终遭殃的是盼着收获的庄稼人；市场上的假没人打，诚信者受损，消费者遭殃。蔓延日久，何止是杂草的野蛮，简直是吞噬市场肌体的毒瘤！

    职业打假人，也算是为民除害的“梁山好汉”！

    当然，刘殿林们打假，打的理直气壮，凭的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盖世奇功，无非是手捧一本《消法》，站在了诚信这个理上。所以，当刘殿林们不依不饶时，那些制假卖假者“认栽”了；当刘殿林们步步为营时，那些制假卖假者退缩了；当刘殿林们数十年如一日时，那些制假卖假者无立足之地了。

    但要真正做到让制假者闻风丧胆，谈何容易！有人总结“打坛”不倒翁的生存方式一般有三种：“一是纯粹的个人打假，在流通领域购假索赔；二是公司打假，接受厂家的委托，帮助厂家调查假货源头，配合执法机关联手打假；三是两者相结合，一边从事公司打假业务，一边有选择地打假索赔，借此赢得媒体和舆论的支持，并建立自己的品牌形象和团队。”不过，读完刘殿林的故事，我发现，与其说是“三种方式”，倒不如说是“三个阶段”贴切，因为这些刘殿林都经历了，他也因此从“一匹狼”变成了“一群狼”，从“打假个体户”变成了“千万资产的公司老板”——只是这个过程太坎坷。

    那么，问题来了。

    打假一旦公司化运作，则免不了逐利，至少会被贴上逐利的标签，那么它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之一——公义，便会被蒙上一层暧昧的色彩。甚至打假人也渐渐从媒体的宠儿沦为非议的对象。《南方周末》记者就曾对“职业打假第一人”王海笑言，你现在已经被“毁容”了。王海苦笑回应：我知道，无所谓。但他接下去的后半句，令人深思：“我们最大的作用就是启蒙，这个作用早已实现，我没有太多的奢求。”

    诚信有序的社会，本不该有刘殿林们的饭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本是每个消费者可以随时拿起的“武器”。刘殿林们其实是消费者维权意识和市场诚信缺失、监管缺位的产物。打假成名，不是打假者的荣耀，而是文明社会的尴尬。

    如今，19年过去了，在争议声中，这批职业打假人有的偃旗息鼓、退出江湖；有的仍然孤军奋战，却越战越勇；还有的则合纵连横，成立了专业打假公司，谋求转型。无论职业打假人的动机如何，一个个鲜活的案例却潜移默化地“熏醒”了中国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改变着消费市场格局，也对国内产品质量、消费领域的立法执法起到了弥足珍贵的促进作用。

    事实上，当法律雪藏，当执法者和监管者缺位，每一个起来维权的消费者都可能成为“刁民”。反过来，当法律亮剑，当执法者和监管者归位，每一个消费者都可以成为“刘殿林”。

    假货恒久远，“李鬼”永流传。刘殿林们隐退，但打假不能有真空，纳税人供养的公共利益看护者，看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