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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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认为，“9·11”重创美国，因而在阿拉伯地区获得广泛支持。这纯属谬传，因为许多阿拉伯国家一直在严打恐怖主义。沙特王国甚至收缴了本·拉登的护照，剥夺其公民身份，导致他妻离子散，组织四分五裂。按照《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一书的说法，上述事件对“9·11”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的‘9·11’悲剧诞生在埃及的监狱之中”，并在本·拉登受辱之后得到强化。“他认为，让自己急剧倒退、走到如今这步田地的罪魁祸首是美国。”1997年埃及卢克索恐怖事件成为反恐怖主义的标志性事件：本·拉登资助的恐怖组织袭击了一批游客，手段相当残忍。此后极端分子彻底丧失了民众支持，再也难以找到藏身之处，盛怒之下，本·拉登再次把一切迁怒于美国和西方文化。

    极端分子视文明如恶魔，也是备受人们反感的原因之一。他们不喜欢世俗政府，声称任何现行法律和民主方式（如投票、教育、妇女解放）等现代事物都不应存在。但事实上他们的行为又严重违背古兰经的训诫，因为有两个门槛他们无法越过：古兰经不允许滥杀无辜以及自杀。于是他们不得不自我粉饰，强调自杀式袭击是牺牲而非自杀行为，而只要与他们观念不符者就不算无辜。阿尔及利亚极端分子的宣言把这一逻辑推向极致：“除了那些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其他所有人都是叛教变节者，理应处死。”

    基地组织在阿富汗抗苏战争中借机壮大，但整个过程中却充斥谎言。为了蒙骗年轻的献身者，一些传说被反复言说，诸如被坦克碾过仍可活命，子弹无法射入身体，假如死亡真的来临则更为神奇——死者周围会充满“蜜蜂的嗡嗡声和鸟儿的啁啾声”，而死去一年后遗体“仍然散发着芳香，血液还在流动”。这导致远道而来的年轻人憧憬的不是战斗，而是死亡本身。与基地组织沆瀣一气的塔利班在攻陷首都喀布尔后，闯进联合国办事处，将前总统纳吉布拉和他弟弟毒打、阉割并杀害。靠秘密警察起家的纳吉布拉不值得怜悯，但这种置国际法于不顾的野蛮行径却遭到了全世界的反对——在塔利班统治的整个时期，只有三个国家承认阿富汗政府。

    书中把本·拉登描写成一个羞涩内向、不嗜言谈和性情温和的人。他热衷农业，喜欢马。这也是有可能的。当年的德国纳粹中也不乏喜爱动物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成批犹太人进行屠杀。

    作者以翔实的资料和客观的态度，详细记述了缔造“圣战组织”的扎瓦希里是如何从一名救死扶伤的开业医生蜕变成一名极端组织领袖，而成立“基地组织”的本·拉登又是如何从一名名商巨贾发展成一名支持恐怖主义的恶魔。作者在叙述中尽量做到客观而不带任何倾向，让我极为佩服。因为“9·11”之后，我甚至持书中所述埃及政府的观点，就是认为连同情恐怖主义的人都应受惩罚。这一点与作者相去甚远，令我汗颜。

    当然，美国也有错误。早在1996年，美国人就从一名变节者嘴里知悉“基地组织”，获知本·拉登的蛛丝马迹，却没人予以重视。在联邦调查局内，只有反恐专家约翰·奥尼尔在收集资料，追踪调查。而由于部门间的情报不能共享，他们不得不“耗费数百万美元和数千小时的人力”重新架设天线。所以这场灾难，本来完全有可能避免。

    说到奥尼尔的故事，怎么看怎么像一部好莱坞大片。他工作敬业，待人真诚，但又崇尚虚荣，入不敷出，女友无数却互不知情，几乎是单枪匹马地调查着近在咫尺的危机，一步步接近事实真相。2001年8月22日他自联邦调查局辞职，就任世界贸易中心安全总监，在“9·11”中不幸丧生，时年50岁。可惜基于整个叙述逻辑，作品不是自他写起，否则也许会更加精彩。作品开端于1948年12月，在自亚历山大港开往纽约的一艘游轮上，坐着埃及作家和教育家赛义德·库特卜，一位后来成为激进分子精神导师的人。

    全书涉及重要人物86名，采访对象接近700人，而且均非等闲之辈。5年间作者劳伦斯·赖特的足迹遍布数国，参考文献160多种，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才完成这部宏篇巨著。书前有两篇推荐：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将此书称为“波澜壮阔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而前新华社记者、中东问题专家、博联社总裁马晓霖则认为这部荣获2007年普利策奖的作品问世之后，“我花开后百花杀”，其他同类著作都黯然失色。

    （《巨塔杀机——基地组织与9·11之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