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档案

    谢培英 研究员，教授。师从原国际眼科学会会长、日本顺天堂大学眼科教授中岛章先生。现任北京北医眼视光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视光学组副组长，卫生部近视眼研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全国医学计量委员会委员，全国医用光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国际角膜塑形学会理事、亚洲分会主席、中国学术委员会主席，同时任中华眼科杂志、中国斜视与小儿眼科杂志、中华眼视光学与视觉科学杂志、眼科杂志等编委。

    她率先将硬性角膜接触镜（RGPCL）与角膜塑形镜（前身为OK镜）技术引进我国，是我国角膜接触镜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在从事OK镜（角膜塑形镜）的科研生涯中，谢培英曾有过三次重要的选择。

    第一次选择，面对手术和非手术矫正近视新技术时，她选择了将OK镜介绍到中国。

    第二次选择，在大部分媒体抨击OK镜时，她选择了坚持OK镜技术。

    第三次选择，在全国又在如火如荼地建立验配中心推广OK镜的今天，她选择了“视光云”，她要把严格的OK镜呵护延伸到患者身边，要给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最优秀的眼视光医生们搭建医学服务平台。

    “选择OK镜是因为它安全有效”

    1994年年底，谢培英回国担任北京同仁医院隐形眼镜中心主任，经常参加一些国际学术会议。在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一位美国视光医师关于OK镜的报道吸引了她。这是一种通过佩戴特殊设计的隐形眼镜，改变角膜的曲率以矫正视力的方法，可以让近视人群白天不用佩戴任何眼镜也能拥有正常视力。

    经过进一步交流和学习，谢培英对OK镜有了详细了解，并对之产生信心，她说：“那时，在国内矫治近视除框架眼镜和一般隐形眼镜，基本上没有其他方法。而国外视光医学界却在积极地研发普及新一代矫治方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视眼手术和非手术方法的OK镜。我选择了后者，因为它‘安全’，患者不适应可以立即摘掉恢复原状；它‘有效’，矫正视力的同时可以控制近视的发展。”

    可谢培英是一个严谨的人，尽管在理论上认同OK镜，但由于没有亲自做过临床试验，因此她还是抱以谨慎态度，即使在国内一些学术会议上，她也只是介绍国外有这样的技术，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她决定先在国内征集一些志愿者，小范围的做一些临床试验，观察配戴的效果，再确定是否在国内推广。

    OK镜当时对国人来说是个新事物，很多人都不了解，抱以怀疑态度，志愿者很难征集，谢培英只有发动关系，因此大部分志愿者都是亲戚、朋友和他们所介绍的一些人。这个试验，谢培英做了将近2年，心里开始有了底，当她准备在国内积极推广这项技术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并不是OK镜本身不OK”

    1997年起，一些商家不顾OK镜严谨的验配程序，像销售一般隐形眼镜那样在国内大肆推广，抢占市场，OK镜曾风靡一时。

    将国外发达国家划归医疗用品类严格管理的OK镜，以简单验配的形式推销必然会产生问题。悲剧开始出现：在1998年至2000年之间，一些患者配戴OK镜后不仅没能有效改善视力，反而出现了角膜感染引发的许多并发症，严重者甚至濒临失明，个别患者还摘除了眼球。

    一时之间，社会各界对OK镜的质疑四起，媒体更是以“OK镜不OK”为题来报道当时所出现的乱象。

    国外关于OK镜佩戴而引发角膜并发症的报道是少之又少，为什么在中国会出现这么多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认真研究过OK镜原理并亲自做过多名临床实例的谢培英并不怀疑这项技术，她开始了认真地调查。

    配戴OK镜首先要由专业的视光医生对眼角膜的状态进行检查，确认佩戴者是否具备配戴条件，然后测量采集与眼睛相关的数据，如眼压、眼轴长、角膜地形图等，再根据这些参数为患者设计镜片，设计好的镜片还要试戴。一切妥帖无误后，才可以给出处方，向经过国监局发给合格证的生产厂家定做。收到镜片后还要安排专业人员教患者怎样摘戴和护理镜片，并约定复查时间。而谢培英调查发现，出问题的服务机构没有一处遵守这样严禁的程序，只是简单地测量一下度数和曲率就出处方，有的甚至只是根据患者口述的近视度数就发给佩戴者一副OK镜，根本谈不上检查。患者也不懂得护理，有的一副镜子戴到白呼呼的沾满了眼睛的分泌物。

    在接受主流媒体采访时，谢培英开始为OK镜发出正面呼声（那时她已经调任北京医科大学眼视光学研究中心主持工作）：OK镜技术本身对矫正近视是安全有效的。肤浅的理解、缺少必要的设备、不执行正确验配程序加上没有认真培训和管理配戴者是中国出现OK镜悲剧的真正原因。

    舆论的哗然需要时间来平复，时不我待，当同行们劝谢培英改行做手术时，她选择了继续坚守。她带领着团队接纳了因商家关闭而被迫停止服务的无奈的OK镜佩戴者们，为他们复查、调换镜片、耐心抚慰和教导。从这些数以千计的患者对过去就诊情况的描述中，谢培英也看到了国家眼视光医学行业落后的现实背景，她决定从理论建设入手，夯实我国眼视光行业的理论基础，进而找出一条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快速规范和提高眼视光行业技术水平的可行之策。

    随后几年间，谢培英和她的团队主编、参编出版多部专业书籍，发表了200余篇专业论文。她们与北京公交车五厂共同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大型（12.5米长）眼视光巡诊车，深入社区、学校、机关（也去了中南海）、工厂、部队进行普查示范和宣传。她带领团队多次参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角膜接触镜及相关用品的审评与标准制定工作。她成立了视光医学工作室，专门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的学员进行培训。

    她所付出的努力逐渐得到行业的认同，她本人被选为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视光学组分管角膜接触镜的副组长；2011年又被国际角膜塑形镜（OK镜）学会选为理事会成员、亚洲分会和中国委员会主席；她还兼任卫生部近视眼研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全国医学计量委员会委员、全国医用光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以及多家核心期刊的编委。

    “选择‘云’模式，让OK镜真正OK起来”

    也许是真理不会永久被埋没，冬去春来是大自然的规律。安静了十年多的OK镜市场，随着新一代近视眼的形成，又开始复苏。

    看着各地林立的眼视光中心如火如荼地开展验配角膜塑形镜的燎原之势，有人开始呼吁：十年前的OK镜悲剧决不能再重演。

    今非昔比，这十年来，中国的视光医学界在谢培英和全国同行的共同努力下已经理论、技术和标准在握。十年来，中国的视光医学队伍在壮大。每年一次的全国视光大会加上各省的视光年会、中国视光微信群等行业沙龙的凝聚注定会让规范行医胜过炒作配镜的。

    但怎样做才能有效地让OK镜真正OK起来呢？

    谢培英又有了她的思索，她充满信心地告诉记者:“成功在于标准与严谨，如何让我们每一位大夫的数据检测、验配操作、患者管理、产品评定的实行过程放到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准确监管，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思考的问题。最终我们选择‘视光云’，现在已经进入最后组装阶段，即将试车。这个系统包括虚拟远程医院平台、患者接待中心、视光医生与验光师沙龙、验配程序监管、产品鉴定管理等软件，我们从设计到编程、测试以至开发视频传输设备等等，整整准备了十年，这个系统的完成会把验配与呵护延伸到患者的身边。这里不可能掺入炒作，只能有一对一的‘量身定制’，应该是可以放心的OK验配模式。”

    什么是“视光云”，记者打量着视光门诊部众多的检查设备和稍显拥挤的患者人群，有些迷茫。或许一个正在挂谢培英的欧洲远程号的患者家长能稍解疑惑：原来6月底，谢培英将要去欧洲出差，而这位家长的孩子由于学业问题只有那段时间有空闲，就选择了“云视光”的远程医疗服务。

    “有了‘云’，无论身在何地，我都可以为他们验配OK镜了。”谢培英开心地说,“将来在国际角膜塑形镜学会的协助下，我们会把五大洲优秀的视光医生都加入进这个‘云’专家库，那时患者可以在线选择任何一位自己满意的医生为其提供服务。”

    采访结束，谢培英又开始看患者，看着她忙碌的身影，记者猜想：或许她的这个选择是对的，将来的医学说不定都会走这一条路。

    ——科研·人生——

    “涉及医疗的研究一定要严谨”

    谢培英是一个严谨的人，她总是强调：“涉及医疗的研究一定要严谨。”这个品质，一定程度上受她导师中岛章先生（两届世界眼科学会主席，现为终身名誉主席）影响。

    当时，一家日本资深的接触镜厂家，把一个新研制出的镜片的临床测试工作委托给了著名的日本顺天堂大学医学部，中岛章先生又把它转交给谢培英。在中岛章教授的指导下，谢培英在兔子的眼睛上做起了动物实验。然后，又做了60人左右的临床实验，其中，中岛章教授提出要用自己的眼睛试戴新镜片。

    “老师有视力问题，从20多岁起至今一直配戴角膜接触镜，而且每当有新研究出来的角膜接触镜，他必定要亲身体验一下，并把配戴感受总结出来，为人们改进镜片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谢培英回忆。

    导师对科研的严谨深深感染了她，在随后的职业生涯中，她总是这样要求自己和她身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