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专论

    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招。但是，当前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思路上，还存在一些不同的认识和理解。我们认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袭来之际，中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必须充分借鉴历史经验，依托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优势，从价值链高端入手，加强自主创新，从而实现跨越式发展。

    历史上的技术“蛙跳”经验

    19世纪最后30年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开始时期，当时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落后者的美国和德国并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原则，从棉纺织业、炼铁和煤炭等产业亦步亦趋地进行追赶。相反，它们是从炼钢、电气、重型机械和化学等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兴产业入手的。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国和德国在工业生产上都出现了跳跃式发展，分别成为世界第一和欧洲第一的工业强国。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的工业结构依旧停留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这个历史例证充分说明，新兴产业历来就是国际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提出“两种机会窗口”理论，对美国和德国的跳跃式发展进行解释。“第一种机会窗口”是指当某种技术体系在发达国家趋于成熟后，落后国家就具备了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发达国家已经占据了技术创新的制高点，落后国家无论怎样追赶，也无法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济差距。对落后国家的技术追赶真正具有意义的是处于酝酿阶段的新技术革命所提供的“第二种机会窗口”。

    在“第二种机会窗口”中，虽然新技术最初出现在技术上最先进的国家，但由于其技术体系处于最原始的早期阶段，科技知识大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属于“公共知识领域”的范畴，知识的“默会性”程度及其对经验和技能要求都很低，处于这个阶段的新技术革命几乎会将所有国家都“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某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更像是“一张白纸”，甚至能比技术领先国更加适应新技术经济范式的制度要求，而此时的技术领先国往往严重受困于旧范式的锁定效应，正如19世纪下半叶英国发展所表明的。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能够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新的技术体系，可以有效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实现跳跃式发展。目前所有相继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都是通过“第二种机会窗口”而非“第一种机会窗口”实现技术追赶的。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在新兴产业上被美国和德国全面赶超后，为什么它在传统产业上也逐渐丧失了“世界工厂”的优势地位呢？这是因为美国和德国在新兴产业上的领先技术为其改造传统产业提供了绝对优势，使传统产业的技术得到了更快和更全面的革新。在20世纪初的美国和德国，效率更高的电动机和内燃机很快就得到了普遍的采用，而蒸汽机在英国却仍占统治地位。随着石油化工的发展，美国的化纤纺织业替代了英国棉纺织业在纺织业上的国际统治地位。由于每次技术革命都提供了一套相互关联的、通用性的技术和组织原则，并在实际上促成了所有经济活动的潜在生产率的“量子跃迁”。因此，每次技术革命都使得整个生产体系得以现代化和更新，从而在每50年左右使总的效率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

    新兴产业≠技术追赶的机会窗口

    “第二种机会窗口”是由新技术革命的激进创新所提供的，抓住这种机会窗口就必须从核心技术等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入手。虽然落后国家刚开始并不是新技术的最初发明者，但却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并依托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等有利条件，占据技术革命的制高点，在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占据一席之地。而“第一种机会窗口”的理论依据是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当产品成熟后，整个产业的生产就转移到落后国家，使后者可以利用劳动力和其他要素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并向发达国家出口，从价值链低端入手逐步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很显然，在佩蕾丝的理论中，“第一种机会窗口”只与传统产业相关，与新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无关，而新兴产业则代表着“第二种机会窗口”。

    但是，在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环境中，把新兴产业笼统地等同于“第二种机会窗口”却不再适合。这是因为1988年佩蕾丝提出两种“机会窗口”理论时，以产品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为特征的“新国际分工”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模块化生产方式的出现和全球价值链的迅猛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用再等待产品成熟，就可以把新兴产业的产品加工、组装甚至工序创新等价值链低端环节，作为一个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在新兴产业的早期就可以通过廉价劳动力加入到这种新产品的全球化生产体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第一种机会窗口”不再是一个只与传统产业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在新兴产业中也出现了。因此，佩蕾丝的两种“机会窗口”理论就必须加以修正，不应该再把新兴产业等同于“第二种机会窗口”，只有那些不与廉价劳动力相联系的创新密度高的产业价值链高端环节，才具备“第二种机会窗口”的资格。

    那么，发展中国家是否可以在新兴产业中把“第一种机会窗口”作为切入点，在跨国公司所掌控的全球价值链中通过从低端到高端的逐步升级，实现技术经济追赶呢？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以实现工艺和产品的升级，但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能否实现功能升级和产业间升级却缺乏经验支持，而这两种升级对于从价值链低端到高端的升级则至关重要。研究表明，模块化生产已经阻断了发展中国家试图从价值链低端入手通过“反向工程”对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追赶的道路。因此，与“在传统产业上不可能存在追赶机会”一样，在新兴产业中，由“新国际分工”所提供的“第一种机会窗口”也不存在追赶的可能，更不可能存在跳跃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在德国、美国和日本实现技术赶超的历史时期，整个工业体系的产业价值链主要局限在一国之内，抓住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机会，就抓住了具有报酬递增特征的高水平创新活动，以及高附加值、高工资、高就业的经济活动。但在当今的“新国际分工”中，由于价值链在国家之间的分解，发达国家牢牢掌握着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而跨国公司则把那些惯例化的、低附加值的、几乎没有创新机会窗口和进入壁垒很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价值链低端环节不存在技术追赶和国家致富的历史机遇。20世纪80年代韩国和芬兰在信息技术产业领域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原因就在于它们是从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和价值链高端入手切入全球价值链的，而全球自由贸易、特别是中国开放广阔的国内市场，则为这两个国家价值链高端发展提供了根本性的市场保障。

    对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政策启示

    “迎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在我国一度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思维，人们甚至把它看作是中国难得的“历史机遇”。杜克大学的高柏教授认为，加入发达国家“新国际分工”的国际经济秩序，极大地减轻了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时发展本国创新体系的要求，他们可以通过廉价劳动力来参加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只负担劳动力密集部分的任务；中国的新发展模式在适应全球化这一新环境中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它依靠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制迅速提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极大地加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笔者认为，高柏的看法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之论。一个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经济体系如何能够进一步提升本国的国际竞争力呢？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目前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某些新兴产业发展思路，如光伏产业和机器人等领域，依旧沿袭了利用劳动力等成本要素的比较优势参与“新国际分工”的老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摒弃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这种发展模式，就极有可能痛失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历史机遇。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机会窗口”只存在于“第二种机会窗口”，这种“机会窗口”不仅是我国跳跃式发展的关键所在，而且对于保持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我国如何才能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价值链高端入手，实现对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追赶呢？让我们再次回到美国的历史经验。经济史研究表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时，美国并不是新技术的最初发明者，巨大国内市场规模是美国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机会窗口”的决定性因素。由于美国工业在初始阶段没有国际竞争力，美国的制造商不能企望国外给他们提供市场，因此，他们不得不通过对国内市场的独占，同外国的产品进行竞争。为了使美国制造商独占国内市场，美国政府采取了高关税保护和排斥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国新兴产业免于被技术领先的外国企业所摧毁并确保其发展的巨大市场空间。

    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纳尔逊指出的，由于普遍实施高额关税保护，巨大的美国市场得到有效保护，欧洲产品很难进入。巨大而丰富的市场使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独特的优势，许多技术创新源于欧洲，但由于可以在美国市场中实现规模经济，其发展在美国是进步最快的。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由于本国市场狭小，欧洲技术创新在原有技术轨道上，难以开发新产品并大幅提高生产率，而一旦被引入到美国，美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很快就开发出了生产率高于欧洲的新产品和新工艺，并申请新专利，开辟新技术轨道，摇身一变成为新技术革命的领导者，反过来占领甚至垄断技术先发国的市场。

    历史经验说明，对于处于追赶阶段的发展中大国，市场重于技术。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超过美国、欧盟、日本和俄罗斯的人口总和，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需市场。这种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是我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重大历史机遇得天独厚的绝对优势，是任何国家所不具有的。由于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我国不是技术领先国，产业价值链高端只能通过巨大的国内市场规模加以培育。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就必须拒绝加入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价值链高端为核心的全球价值链，拒绝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通过保护国内市场，以价值链高端为核心，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价值链，这是我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实现跳跃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