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08月21日 星期五
生在一个有科学素养的群体中有多重要(上)
《科学素养:概念、情境与影响》,斯诺、迪布纳主编,裴新宁、郑太年主译,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专家访谈

    如何测量一个群体的科学素养?可否预知群体在特定境况下对科学及科学研究的态度?事关个体和群体健康的行为同科学素养有何关系?

    以美国科学院为首的科学素养和公众科学观念委员会,从2015年以来,收集了科学素养和健康素养研究的现有数据,试图回答上述问题,并为提升群体科学素养、改进公众对科学研究的支持提出建议,形成了《科学素养:概念、情境与影响》这本凝聚现有成果精华的研究报告。

    《科学素养:概念、情境与影响》不仅将科学素养放在社会层面,还将其置于国际视野,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中科学素养的测量方法和相应结果,以此为科学普及提供新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代表国际科技界最高水平又具有文化比较视野的科学研究报告,其翻译过程本身就是科学理念在国家间、文化间传播的过程。为此,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王琳与《科学素养》的译者之一裴新宁教授进行了这次访谈。

    问:科学素养包括人对基本科学事实的了解、对科学实践的理解、对科学作为社会过程的理解,您认为哪个方面是当前最应受到关注的?

    裴新宁:科学素养是现代社会的公民和组织的必备素质。我们无论是创造知识还是运用知识实现预期目标,都需要对科学事业和科学实践有一定的悉知。不仅要知道一些基本的科学事实——静态的科学知识,更需要了解科学的动态本质,比如,对科学实践、科学作为社会过程的理解是需要予以关注的。研究表明,科学知识是很难单独发挥作用的,个体的科学知识与科学态度、健康相关行为之间仅有弱相关,而理解科学知识生产的过程和社会建制则更有裨益。对科学过程和实践的理解、对科学家如何工作的熟悉、对科学产品进行评估的能力、参与涉及科学义项的公民决策的能力,都被证明在众多需要较高科学素养的现代社会生活情境中至关重要。长期以来我国比较重视民众对基本科学事实的了解,中小学科学课程关注知识点,但仅此很难从根本上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问:在《科学素养》一书中,有一个核心观点是科学素养不仅属于个人,群体的科学素养更应当被重视。如何理解“群体的科学素养”这一概念?

    裴新宁:今天谈及科学素养,已不再囿于个人的属性或成就体现,社群和社会这样的群体也会集体地表现出科学素养,且超越其中个体的科学素养之加和。当面临突发的环境污染、健康危机等严峻事件的时候,群体的科学素养往往可以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本书提供了带有严格质性分析(比如利用民族志数据和叙事)的社群科学素养的例子。这些社群成功地阻击了健康威胁,主要得益于两种能力:一是社群发展科学/健康知识和一般科学实践知识的能力,二是社群与科学家、科学机构、卫生专业人士和医疗卫生系统进行多样、复杂互动的能力。目前全球抗击新冠肺炎行动中的群体科学素养涌现和作用的例子还鲜见研究和记载,但这是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领域。我们尤其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个体科学素养的聚合与形塑他们生活的社会结构之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关联,并产生了哪些重要的社会结果。

    问: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的统计,各国最近一次科学素养调查中,中国受试者对各题的答对百分比并不高,但是这次中国抗疫行动的实际效果受到了各国的广泛关注,群体层面科学素养的哪些要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或者说弥补了个体层面科学素养的不足?

    裴新宁:广泛使用的科学素养调查主要是针对一些科学知识的评估,但限于时长和国别比较的要求,使得调查实际能够测出的科学素养是有限的。一次测试的结果跟受访者的知识水平有关,也跟试题的文化适用性有关。所以我认为不宜依赖某次调查数据断定我国公民科学素养的真实水平。但也有不少研究显示,国家的科学素养水平与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和经济实力有一定的一致性。我认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改进教育公平是我们需要持续投入的工作。

    科学素养的许多证据来自健康素养领域和对待科学/健康问题的态度和行动。但是科学素养、健康素养和行为之间的因果路线是复杂的,受制于许多个人因素和外部因素。比如,除了前面我们谈到的个体科学素养的多种成分以外,媒体使用、群体价值倾向和信任都会影响科学态度,社会结构中的诸多要素在一定情境下也会起作用。本书编委会在分析了大量数据后总结道:“仅仅致力于促进知识和理解从而改变行为或态度,其效果可能十分有限。努力的重点应该是增进知识,同时排除行动障碍,并在特殊情况下降低素养要求”。从这一视角出发,不妨尝试分析,在疫情突如其来,我国百姓尚缺乏对新冠肺炎了解的情况下,发挥社会组织的专业力量开展关键科学/健康知识的密集式传播,比如通过有布局的流行病基础卫生知识的科普、德高望众的医学专家们及时答疑解惑,并通过对健康技能的现身示范为民众提供观察学习的充分机会、互联网全媒体对疫情大数据的实时公开等,都是有用和重要的。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百姓对政府信任。国家统一领导,精准施策,全国上下一致,特别是社区层面的严防严控均得到民众很好的支持与配合,等等,这些措施和做法都行之有效地弥补了个体科学知识上可能的短缺,也可以说,特殊情况下正是有了这样的社会集体行动,使得科学素养的门槛对百姓来说没那么高了,成为一场人人可参与的共同抗疫。

    要深入研究中国案例。本次事件亦告诉我们:科学知识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它变成我们认识不确定性世界的方式;疫情后期的科学传播还亟待补充;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和科学机构参与到群体科学素养的提升行动之中,因为在社群中,普通民众包括学生从原本只能参与专属自己年龄的活动转变为能够参与对方——科学专业人士的活动,这对公民科学素质的整体有效生长十分重要。

    裴新宁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中心共同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科学教育与传播、学习科学、课程与教学设计。出版《面向学习者的教学设计》等学术专著四部,主译《科学素养:概念、情境与影响》《教学设计的理论与模型:教学理论的新范式(第2卷)》《学科学和教科学:利用技术促进知识整合》等学术著作多部。入选上海市“浦江人才”(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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