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8月16日 星期六
许广平心目中的萧红

    文·唐宝民

    ■人物纪事

    众所周知,萧红与萧军在1934年10月抵达上海,不久即与鲁迅先生结识,鲁迅先生给了他们很多帮助。许广平曾写过两篇关于萧红的回忆文章,通过她的文字,使我们能够从一个侧面增进对这位女作家的了解。

    很多资料上记载鲁迅与萧红、萧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内山书店,但据许广平的回忆,双方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一个咖啡馆里,“大约一九三四年的某天,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许广平还特意用一段文字记下了她眼中的萧红:“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

    自那以后,萧红便成了鲁迅家的常客,萧红经常一个人来到鲁迅家,一坐就是大半天:“但每天来一两次的不是他(指萧军)而是萧红女士,因此我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留出时间在楼下客厅陪萧红女士长谈。”

    在这段话里,许广平用了“不得不”三个字,可见萧红的经常到访,已经打扰了鲁迅及许广平生活的平静,虽然许广平仍在尽全力陪萧红聊天,但内心其实是很勉强的。

    在另一段文字中,这种“勉强”的心理就更明显了:“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因为萧红的到访,还使鲁迅先生生了一次病:“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发热,害了一场病。”

    可贵的是,许广平和鲁迅并没有因此迁怒于萧红,并没有因此怠慢萧红,而是把这件事隐瞒了下来:“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只不过是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去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对于萧红在文学方面的才华,许广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为萧红坎坷的命运而叹息不已:“总之,生活的磨折,转而使她走到文化领域里大踱步起来,然而也为了生活的磨折,摧残了她在文化领域的更广大的成就。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到现时为止,走出象牙之塔的写作,在女作家方面,像她的造诣,现在看来也还是不可多得的。如果不是在香港,在抗战炮火之下偷活的话,给她一个比较安定的,舒适的生活,在写作上也许更有成功。或竟丢弃写作自然也不是绝不可能,这不必我们来作假定。”

    许广平还谈到了萧红作为女性的细心,鲁迅去世后的第五天,远在日本的萧红曾写信给萧军,嘱咐他说:“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想个法子,好好的安慰着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静下来,多多的和她来往。”因为这个建议,所以鲁迅去世之后,萧军、黄源、聂绀弩夫妇、张天翼夫妇、胡风夫妇等多位朋友便时常来许广平家陪她聊天,有时也拉她去看电影,许广平因此十分感激萧红的细心,在萧红去世后,她慨然道:“鲁迅先生逝世后,萧红女士叫人设法安慰我,但是她死了,我向什么地方去安慰呢?”

    许广平在回忆中,还写到了萧红具有侠义精神的一面:鹿地亘是日本作家,因为左倾嫌疑而被日本当局拘捕,释放后来到中国,从事文学翻译工作。

    1937年8月以后,中日两国间的关系非常紧张,鹿地夫妇住在旅馆中,周围全是监视的人,差不多所有友人都不敢与他们见面了,但萧红却依然冒着风险去探视鹿地亘,“这时候,唯一敢于探视的就是萧红和刘军(即萧军)两先生,尤以萧先生是女性,出入更较方便,这样使得鹿地先生们方便许多。也就是说,在患难生死险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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