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宝民

    ■人物纪事

    众所周知，萧红与萧军在1934年10月抵达上海，不久即与鲁迅先生结识，鲁迅先生给了他们很多帮助。许广平曾写过两篇关于萧红的回忆文章，通过她的文字，使我们能够从一个侧面增进对这位女作家的了解。

    很多资料上记载鲁迅与萧红、萧军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内山书店，但据许广平的回忆，双方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一个咖啡馆里，“大约一九三四年的某天，阴霾的天空吹送着冷寂的歌调，在一个咖啡室里我们初会着两个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许广平还特意用一段文字记下了她眼中的萧红：“中等身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

    自那以后，萧红便成了鲁迅家的常客，萧红经常一个人来到鲁迅家，一坐就是大半天：“但每天来一两次的不是他（指萧军）而是萧红女士，因此我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留出时间在楼下客厅陪萧红女士长谈。”

    在这段话里，许广平用了“不得不”三个字，可见萧红的经常到访，已经打扰了鲁迅及许广平生活的平静，虽然许广平仍在尽全力陪萧红聊天，但内心其实是很勉强的。

    在另一段文字中，这种“勉强”的心理就更明显了：“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的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因为萧红的到访，还使鲁迅先生生了一次病：“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发热，害了一场病。”

    可贵的是，许广平和鲁迅并没有因此迁怒于萧红，并没有因此怠慢萧红，而是把这件事隐瞒了下来：“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只不过是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去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对于萧红在文学方面的才华，许广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同时也为萧红坎坷的命运而叹息不已：“总之，生活的磨折，转而使她走到文化领域里大踱步起来，然而也为了生活的磨折，摧残了她在文化领域的更广大的成就。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到现时为止，走出象牙之塔的写作，在女作家方面，像她的造诣，现在看来也还是不可多得的。如果不是在香港，在抗战炮火之下偷活的话，给她一个比较安定的，舒适的生活，在写作上也许更有成功。或竟丢弃写作自然也不是绝不可能，这不必我们来作假定。”

    许广平还谈到了萧红作为女性的细心，鲁迅去世后的第五天，远在日本的萧红曾写信给萧军，嘱咐他说：“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想个法子，好好的安慰着她，最好是使她不要静下来，多多的和她来往。”因为这个建议，所以鲁迅去世之后，萧军、黄源、聂绀弩夫妇、张天翼夫妇、胡风夫妇等多位朋友便时常来许广平家陪她聊天，有时也拉她去看电影，许广平因此十分感激萧红的细心，在萧红去世后，她慨然道：“鲁迅先生逝世后，萧红女士叫人设法安慰我，但是她死了，我向什么地方去安慰呢？”

    许广平在回忆中，还写到了萧红具有侠义精神的一面：鹿地亘是日本作家，因为左倾嫌疑而被日本当局拘捕，释放后来到中国，从事文学翻译工作。

    1937年8月以后，中日两国间的关系非常紧张，鹿地夫妇住在旅馆中，周围全是监视的人，差不多所有友人都不敢与他们见面了，但萧红却依然冒着风险去探视鹿地亘，“这时候，唯一敢于探视的就是萧红和刘军（即萧军）两先生，尤以萧先生是女性，出入更较方便，这样使得鹿地先生们方便许多。也就是说，在患难生死险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