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国锋

    ■随想而录

    以前听评书，有句话常常出现“××末年，皇帝昏庸、奸臣当道、盗贼四起、民不聊生”。东汉末年，绝对配得上这句话。在那个纲纪废弛的时代，盗贼劫掠大行其道。其实那些盗贼多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两眼向下，土里刨食的泥腿子，迫于生计才铤而走险的。

    所以他们在“呔”的一声，跳将出来的时候，不可能像庖丁一样“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心里恐怕也是只打鼓。

    “打鼓”是因为人性还没有被扔进北冰洋。这样的盗贼跟 “抡起板斧，排头砍去”的李逵相比，还是很可爱的。东汉的赵咨，幼年丧父，事母至孝。一天夜里更深人静，盗贼前来抢劫。赵咨竟先到门口去迎接，诚恳地说道：“老母年届八十，身弱多病，须静养，请勿喧嚷，以免被惊扰。”盗贼大受感动，跪地叩头感叹道：“敢犯孝子，定无善报。”

    盗贼的感叹其实就是觉悟到了自己的天命，对择善而从地固执，那是人性自觉的潜能与使命。他们心中都存着对天命的敬畏。这份敬畏出自天性。连盗贼都天性未泯，那么即使再动荡、再混乱，也还不至于到鱼烂河决的地步。还是在东汉，有个叫蔡顺的读书人，外出给母亲采摘桑果。他拿了两个篮子，一个装黑色的，一个装红色的。回家时，遇上盗贼。盗贼很纳闷，问他为何采桑果要分两边。蔡顺从容地答道：“因为黑色的甜，留给母亲吃；红色不太熟，留给自己吃。”盗贼一听，大受感动，不但放了蔡顺，还送了些米给他。不过蔡顺并没有要，孟子说：“非其道，则一瓢食不可受于人。”试想，盗贼的米，多半是非法所得，怎么能心安理得地就把它下锅呢！

    心存敬畏的盗贼，比起冠冕堂皇大谈“德育”的人来说要可爱很多。我们中国人心中没有“耶和华”，没有对神圣价值的信念。花季年华的少女，能写一笔好文章，却也能一笔抹去高分试卷上他人的名字，写上自己的。花季年华的少年可以平心静气地利用登分的机会顺手把自己的成绩改高而把别人的改低。想想也觉得心酸，我们无法执道德之鞭去抽打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而我们也没有这个资格。

    是谁让我们这个时代失去了“敬畏”，失去了天命？我们的官员可以信誓旦旦地说：“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我们的教授可以煞有介事地讲：“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

    如今不是乱世，大可不用哀叹浮生，但此世活得却像在他乡。我倒是很想跟那些东汉的盗贼们攀个乡亲。不必存什么河山重整的念想，只将心底恨化作血色染征程，哪怕一生残躯类转蓬，哪怕埋骨只在乱葬岗，最起码我们心中那一团火曾在无边的黑夜中承接并传递过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