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应该是一个充满天真浪漫无忧无虑的时期。此时的袁隆平十分调皮好玩。抗战爆发后，少年袁隆平在随家迁徙、流浪中品尝到了时代的苦难。流离失所的不幸和山河破碎的残酷现实，使袁隆平逐渐懂得了国家兴亡与自己的责任，激发了他发奋学习、报效祖国的志向。

    正是在这种志向的驱动下，从进入小学起，少年袁隆平就显示了好学勤思的性格。他不仅学习成绩优异，而且志趣高远，爱好广泛。他思想活跃，喜欢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他的提问常常难倒老师。如在高中一次物理课上，老师讲到了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即E=MC2(E代表能量，M代表质量，C代表光速）。袁隆平一时想不明白，向老师提出了“为什么物质的能量和光速的平方成正比”这样一个问题，质能公式是爱因斯坦花费10年时间推导出来的。一位中学物理教师要讲清楚其中含义的确很困难。

    抗战胜利后，袁隆平举家迁往南京，他进入南京大学附中高中部学习，1948年底毕业。在升大学读什么专业的问题上，他父亲极力主张他报考南京的重点大学，学习文理科，同时儿子也不必远行，可以留在自己身边。但初中春游园艺场的情景每每浮现在袁隆平的脑海，那茂林修竹、花卉飘香的美妙图景令他怦然心动，拨动了袁隆平想学农的心弦，几经思考，袁隆平郑重地向家里提出要报告农业院校的意愿。父母最后还是尊重了袁隆平的选择。父亲玩笑似的对他说：“俗话说‘父望子成龙’，而我现在是望子成‘农’了。”

    1949年春天，袁隆平考入了“重庆相辉农学院”。1950年，重庆相辉农学院与其他院校的相关专业合并后，成立了西南农学院，袁隆平与同学转入该院学习，主修专业是遗传育种学。他博览群书，认真攻读了当时遗传学的两大流派：西方的孟德尔、摩尔根学派和苏联李森科学派的书籍，这对袁隆平后来的创新思想、学术观点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1953年，袁隆平大学毕业，他毅然决定，服从祖国分配，来到了当时比较偏僻的湖南黔阳县（现为洪江市）安江农校当教师。

    在安江农校教学的日子，袁隆平重视教学，更重视试验和实践。在社会实践中，他看到农村的耕作方式还很落后，稻谷的平均亩产不过150千克，辛勤劳作一年的农民，却难以填饱肚子。他开始萌动了，尽自己努力去解决当时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吃饭问题的想法。

    袁隆平开始设计科研课题时，他定了两个研究方向，第一个是搞红薯嫁接，第二个是研究高产水稻。

    1960年，中国发生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袁隆平也不能幸免，他身躯浮肿，无力走路看书。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使袁隆平真切地感受到“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话的分量，他思考要从科学上寻找高产的办法，向饥饿挑战，在与农民谈到搞高产水稻时，农民说：“施肥不如勤换种。”“如果能研究出亩产800斤，1000斤，甚至2000斤的新稻种，我们就可告别饥荒，结束苦日子。”几句朴实的话语，对袁隆平触动很大，他暗自思索，希望用育种技术来实现水稻高产。

    袁隆平认真考虑再三后，拟定了一个培育“杂交水稻”的技术路线，即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被称为“三系配套方法”。

    功夫不负苦心人。1973年，袁隆平用在海南岛配制的10多斤杂交稻种，在湖南农科院0.08公顷的实验田中试种，亩产高达505千克，丰产的锋芒初露。

    1974年，他在安江农校试种自己育选育的强优势组合“南优二号籼型”杂交水稻，亩产高达628千克……三系成功配套，展示了杂交水稻高产的魅力，丰收的田园稻浪荡漾，簇开了金黄的果实，创新的生命力被金黄之海演绎得大气磅礴。经过9年的努力与攻关，两系法杂交水稻于1995年获得成功，应用技术成熟配套，开始逐步推广。这使我国杂交水稻的研究与应用继续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续写了“东方魔稻”的新篇章。

    袁隆平的创新成就和贡献赢得了国内外的赞誉和尊重，他谦逊地说：“这些荣誉是代表国家、代表民族的，并不是我个人的。”其实，在荣誉的背后，是艰辛和磨难、创新与智慧、勤奋与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