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各个钻机专门供应泥浆的泥浆站被撤消后，我遂被调到高坑分队任技术员。整个分队只有分队长周体仁、党支部书记张顺叨和我是干部，其他都是工人。那个年头，转干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因为是干校毕业分配来的，自然就有了干部身份；而队里的许多工人工作多年，甚至干了一辈子，走到“以工代干”这一步，就再也上不去了。

    大约半年后，高坑矿区钻探结束，我们完成了江西省的第一份地质报告——《萍乡高坑煤矿详查地质报告》，并获中南煤田地质局批准。这项工作对地区经济建设意义重大，因此，《报告》被载入《江西省志》，而我作为这项工作的参与者之一，能够留名史册，倍感荣幸。

    随后，我被调回128队工程科，工程科的科长是谢启明，同时调回科里的还有韩广发。韩广发原是5号钻机的机长，是我们那批实习生的师傅，实践经验非常丰富。通过总结生产实践经验，他提出了研制双层取煤管的设想，在机电工程师曹锦玉和机电技术员王福祥的指导和帮助下，最终竟研制成功了。钻井使用双层取煤管后，煤芯采取率大大提高。这是128队创造的又一个全国技术第一，韩广发由此成了大劳模，作为徒弟的我也跟着沾光，涨了一级工资。

    韩广发技术革新的事迹激发了我对机械设计的兴趣，从此，我开始废寝忘食地学习机械制图和机械设计，并很快上了道。这期间，曹工程师和王技术员都给了我热心的指点和积极的鼓励，让我受益匪浅。

    上个世纪50年代，国家尚处于“一穷二白”状态，生产条件不足成为制约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在要钱没钱、要技术缺技术、要设备少设备的情况下，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能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全国各条战线的创新热情都非常高；受大环境感染，128队自然也掀起了技术创新的热潮。

    我当时已调到队里的总工程师办公室，协助邓念祖总工程师管理探矿工程方面的技术工作，同时兼管全队技术革新，以及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我亲眼见证了中苏两国从友好相处到关系破裂，再到专家撤离的整个过程。在我的印象中，大部分年纪比较大的苏联专家对中国探矿事业的贡献还是很大的，他们帮助我们的心也是真诚的。两国关系破裂后，队里的苏联专家在撤走前，都尽量想把能留下的资料都留下，能复印的资料都让我们复印或照相。当时我是这项工作的具体执行者，几乎每天都不分白天黑夜地在干这件事——抢在苏联专家撤离前尽量多保留他们的技术资料。

    拉依江诺夫是和我们相处时间最长、给我印象最深也是最好的苏联探矿专家。为了给我们争取时间，临回国前，他故意提出要到庐山游玩几天，并把两大箱子要带回国的技术资料交给我代为保管。临行前，他特意朝着箱子对我神秘一笑，向我扮鬼脸，我会心地向他报以感激的微笑。

    在中国，探矿工程是新中国成立后才新建立起来的一门工程技术学科，拉依江诺夫留下的这些技术资料，我们经过学习、消化、吸收，为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物探测井技术，全国的技术发展就是从我们128队开始起步的，苏联专家留下的那些资料可谓功不可没。受苏联专家留下的资料启发，继双层取煤管研发成功后，我们队的泥浆处理技术也取得了重大突破，从使用五倍子泥浆到桎柴叶泥浆，再到用野生植物碱液处理泥浆，128队的泥浆质量得以大大提高。这些都是我们队在全国的技术首创。

    我们队的这些技术革新惊动了上级部门。1956年秋，中南煤田地质局王世忠工程师带着地质部勘探技术研究所泥浆研究室白月纯工程师来我队考察。我奉命接待，带他俩参观了队里的泥浆实验室，观摩了泥浆处理全过程，详细介绍了新型泥浆的革新技术和使用效果。考察完毕，王世忠、白月纯和我共同撰写了一份技术总结报告，并连夜打印出来。

    这份报告随后被他们带回北京，相关的技术之后被编入《钻探手册》，并开始在全国各地质队推广。

    （作者为长沙市退休耄耋老人，探过矿，教过书，经过商，著有《活好》《活明白》《筑梦人生》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