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科学怀国篆刻 |
余生趣潭
国学是指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学术。狭义的国学,一般是指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成为主流文化的儒学,儒学的精髓是“四书五经”。一般的国学,也包括了中医药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广义的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和,就是铸就中华民族性格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国学应该包括祖先留给我们的两大方面。一是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文史哲、儒释道、政经法,是为人文国学;一是数学自然科学技术工程:数理化、天地生、工农医,是为自然国学。
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有积极的影响。2500年前,儒学的开门袓师孔子,以“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为方针,以培养“博学通才之士”为目标,对学生进行礼、乐、御、射、书、数“六艺”教育,其中,数即数学,乐和声学有关,御和力学有关,射和机械有关。孔子之孙孔伋《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行,完全符合认识过程和研究科学的方法,即获取信息、提出问题、思维推理、检验结果、躬身实践。在儒家崇尚务实和“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中国古代科技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形成了以农、医、天、算四大学科和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技术发明创造。
中国传统科技西传对世界近代科技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英国著名科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在1620年《新工具》中说:“印刷术、火药和磁针这三项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事物的状态:第一项发明表现在学术方面,第二项在战争方面,第三项在航海方面,从这些又引起无数的变化。”马克思则在1863年进一步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发明。”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则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列举出了中国西传的26项技术发明,而从公元3-18世纪西方传入中国的技术发明只有4项。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在《物种起源》(1859)中大量引用了从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到明末李时珍《本草纲目》、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关于遗传变异的记载。
国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传统科技优秀基因的古为中用。
中华文明是延绵不断的,是以哲理为指导的,是文理交融的,中国文化有包容性、创新性。近代科学建立起了庞大的分析型学科体系,在很多方面精确地研究了自然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相对而言,近代科学重分析而轻综合,重结构而轻功能,长于线性研究而短于非线性研究,习惯于封闭系统研究而不善于开放系统研究。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高津说过:“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的,研究协调和协合,现代新科学的发展,近些年物理和数学的研究,都更符合中国的科学思想。”
中国传统数学,不发展演绎几何学,但是充分发展程序性算法,寓证于算,不证自明,中国数学家吴文俊据此创造了几何定理的机器证明法,进而开拓了数学机械化和机械化数学。
中国古代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所谓“人与天地相参”“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外取诸物,内省自身”,强调生物界的和谐和“各得其养以成”,这对当代生态经济学、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有指导意义,有利于促进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有利于建设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
至于当代重大科技热点乃致社会热点问题,如天体演化、大地构造、气候变迁、生物进化、医药健康等方面,是与自然科学历史和历史自然科学相关的问题。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自然现象特别具异常天象地态的观察记录,是一个自然史的信息宝库。竺可桢关于世界气候波动和中国气候变迁的研究、席泽宗关于古新星记载和射电天文学的研究、屠呦呦关于青蒿治疟疾和青蒿素提取的研究,都是发掘古文献的珍贵资料,古为今用,开拓创新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国学不仅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也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传统科学优秀基因的现代价值,自然国学深邃的思想方法和精巧的科技器物如龙洗、编钟、透光镜、越王剑等引发了当今科学前沿和高新技术的研究和突破。当然,我们在充分估计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法和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同时,也要防止对其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和片面夸大影响作用。
爱因斯坦说得好:“真理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为具有强有力的性格的人物重新加以刻勒,而且总是使之适应于雕像家为之工作的那个时代的需要;如果这种真理不总是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来,它就会完全被我们遗忘掉。”
我们传承国学,包括传承传统科学文化,必须身体力行,矢志不渝;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而切切不可割断历史,数典忘祖呵!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