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赛先生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积极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以推进医养结合的工作创新，把传统医疗卫生工作与养老孝亲的社会文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从而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保健康养为中心并要普惠民生，逐步形成一种社会文化和家庭文化——这就是康养文化。我国历史悠久，康养文化根底深厚，源远流长并且注重践行，富有实效。其中，属于养生健身范畴的芳疗香道，很值得推介、研究。

    芳疗侧重于植物精油的提炼、敷用和对症治疗，历来广受欢迎。早在神农“尝百草”时期，中华民族的先祖们就面对大自然，融入全生态，“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不辞千辛万苦，历经千难万险，实践再实践，逐步加深了对植物花草“色香味”的体验认识，并且不断总结应用、辨析其中的经验教训。到春秋战国时期，围绕各种香材“品类”的采制、匹配与使用，开始形成了体现华夏族群特色——尤其是精神气质、审美观念、思想价值及思维模式等多方面的一系列认知、技艺、方法与习俗规制；可谓丰富多彩如：熏烧多用艾（蒿）蕙（草），随身佩戴内装香花香草的“香囊”，沐浴煮汤选用“泽兰”等等。此外还有熬膏、泡酒等较为复杂的香道工艺，则直接为中华医药和民族服饰文化及餐饮文化奠基。这在《尚书》《周礼》《诗经》《礼记》等经典里都有相关记载。典型如屈原两千年前的咏叹：“户服艾以盈要兮”“浴兰汤兮沐芳”“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

    秦汉疆域扩大，南方香料渐入中原。汉武帝之前，熏香就开始在贵族世家流行，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出土文物里，就有陶制的熏（香）炉及熏烧用过的香草。随着“丝绸之路”的活跃，汉代的熏（香）炉还传入印尼苏门答腊，“博山炉”为其典型制式；东南亚甚至欧洲的沉香、苏合香、鸡舌香等香料也开始传入神州大地。伴随香炉的广泛使用，熏香风习在西汉至魏晋南北朝的七百年间一直广为流行。汉代盛行道家思想及随后传入的佛教宗法，更加推进了香文化传统及其发展。当时廷臣上朝奏告，一般先要进行衣冠“薰香”；开口奏事，还要在嘴里含上“鸡舌香”。同时期出现了“熏笼”和“熏球”——两个半球形的镂空金属片扣在一起，中悬一个杯形容器焚香，即使摇晃香也不会倾洒，又称作床上的“被中香炉”。

    伴随着唐王朝的空前富强，尤其是国内外贸易的繁荣，货运来的西域香料源源不断。南方“海上丝绸之路”使得大批香料经两广、闽浙北上，出现了专门经营香材香料的商家、专家和医药师；对香道的研究和利用，包括产地、性能、炮制、作用、配伍等，也开始进入专门化、系统化阶段；还设立了专职人员负责香道事务。唐代香具出现大量金器、银器、玉器，这在敦煌壁画里都有具体细致的表现。甚至制作点心、茶汤、墨锭、纸张等，时常也会调入香料、香材。

    宋代之后，香道开始融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贵妇出行，常有丫鬟持香薰球陪伴伺候；文人雅士不仅用香，还亲手制香，并赋词写诗，鉴赏品评，如李清照名句：“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消金兽”（《醉花阴》）开笔先写“熏香”及所用器具。香型方面，除了香丸、香饼、线香等，还广泛使用“印香”也称“篆香”，即先调配好香粉，再用模具压成回环往复的图案或文字，不仅增添情趣，还往往用作计时工具。

    元代 “藏香”礼仪开始影响中原大地；到明代香道文化已经相当成熟。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乳香、安息香、樟木并烧烟薰之，可治卒厥”“沉香、蜜香、檀香、降真香、苏合香、安息香、樟脑、皂荚等并烧”“可辟瘟疫”等等。难能可贵的是，李时珍还考察记载了制作“线香”的工艺技术：“加入榆皮面作糊和剂”“按压”“成条如线”等。现当代的精油芳疗基本是欧美和东亚日韩的舶来（化工）品，我们推荐、培育民族传承中草药的“香道”——是屠呦呦获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带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坚定了绿水青山也是“药山宝山”的科学信念。总之，“科”字当头，“普”惠民生，开发香道，服务大众——应该是我们建设康养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

    （作者系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