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从事科学传播大抵上也需如此，只有搞懂了什么是科学传播，才能更好地让这种传播产生预期的效果，否则就有可能出现很多“假汝而行”的非科学和不科学。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因为目前科学传播还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且它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会从其他学科中借用很多理论、概念等，因而任何对它进行界定的尝试都难以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这种说法可能也适用于对科学传播进行界定的专家和学者。

    毕竟，科学传播作为一个概念术语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如果对其进行追根溯源，我们应该会发现有一个伞形概念或者说法，那就是科学大众化，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同的文化形态和社会语境会衍生出归结到这个伞形概念之下的不同术语和概念，其中就包括科学传播，除此之外还有科学普及、公众理解科学、科学素养、科学与社会、公众参与科学，以及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公民科学，等等。我们不妨从一篇试图对科学传播进行当代界定的文章来稍加探讨科学传播这个概念。

    2003年，伯恩斯（T. W. Burns）、奥康纳（D. J. O'Connor）和斯塔德迈尔（S. M. Stocklmayer）在《公众理解科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科学传播：当代的定义”（Science communication：a contemporary definition）的文章。三位作者梳理了科学传播的各个方面，同时也对上文提及的众多术语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分析，可以算是当时的集大成之作了。他们认为，科学传播是“采用适当的技能、通过适当的媒体、开展适当的活动和有效的对话，来使传播对象产生意识、欣赏、兴趣、舆论、看法和理解之中的一种或多种反应。”这也被后来的学者称之为AEIOU模式。作者们还在文中对相关的术语进行了界定，比如公众、参与者、结果和反应、科学等等，应该说这种界定基本上表达了西方科学传播从业者和研究者的普遍看法，也是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的定义。

    当然也有其他机构和学者尝试着给出自己的定义，比如英国科技部和维康基金会在2000年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调查报告》中认为，科学传播是通过媒体、科学家共同体、政府或工业界，向非专家群体进行科学传播的行为。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个界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同义反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了概念的界定方将焦点放在了谁是科学传播者上。

    近年来，有关科学传播的理论著作日渐丰富，但是都绕不开对科学传播进行界定的问题，我们这里并不能穷尽，只能略举一二。比如劳拉·鲍渥特（Laura Bowater）和基·约曼（Key Yeoman）基本上沿用了马丁·鲍尔认为的科学传播经历了三个阶段的看法，并分别对其进行了界定。莎拉·戴维斯（Sarah R. Davies）和玛雅·霍斯特（Maja Horst）则把科学传播界定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其目的是传播科学知识、方法、过程和实践。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出版的《有效的科学传播：研究议程》报告中认为，科学传播是对科学的信息和观点进行交流以实现一种目的或者目标，比如促进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更好理解，或者在与科学相关的争议性议题方面更深入地理解多元的公众观点和关切，等等。

    从国内来说，最早使用科学传播这个概念的应该是翟杰全教授，他在1990年发表了题为《科学传播学：一个亟待开拓的研究领域》的文章，并认为，科学传播是指科学资料、科学知识、科学情报的交流、传播和共享活动。同时，吴国盛教授认为，“科学传播”就是把“传播”的理念引入对“科学”的理解之中，用“传播”的态度看待科学、对待科学。科学的“传播”化，表明“多元、平等、开放互动”的现代观念已经或正在进入科学事业中，进入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中。也有学者尝试着在中国的语境下给出更具包容性或者说全纳性的一种概念，比如科技传播与普及。

    而实际上，国内很少有专题性论文去深入探析科学传播的界定，但是大家又都在用这个术语，似乎就科学传播是什么达成了某种不成文但又存在共识的内涵。然而在现实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存在着很多术语混用的状况，这一方面给界定科学传播到底是什么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另一方面也会让科学传播失去该有的严肃性。这里不是要探讨哪种界定更好一些，而是想表达这样一种看法，那就是我们在承认科学传播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文化和社会语境下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的前提下，有必要对它进行某种程度上的界定，这不仅有利于为促进科学传播成为一个学科奠定一定的基础——因为“对科学传播进行清晰而通用的界定，将有助于这个领域的发展走向成熟，帮助它成为一门真正的学科”， 也有利于科学传播这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