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渝生

    余生趣潭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建设的逐步开展，时时处处都碰到如何对待知识分子这个急迫而严峻的问题。此时，世界科技发展迅猛，新技术、新工艺层出不穷。1955年底，当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进入关键性的第四年的时候，各类科技人才匮乏的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和尖锐。

    对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党和政府一直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许多知识分子怀着报效祖国的热忱，投入到了国家建设中。但党内一度也存在着忽视知识分子作用的倾向。

    为改变这一状况，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专门召开一次关于知识分子的大会。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决定知识分子问题，并成立了由周恩来负总责的有彭真、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胡乔木、钱俊瑞等参加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10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准备工作。此后周恩来主持起草大会文件，召开各种会议征求意见。

    1956年1月14日，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省、市、自治区党委和直辖市党委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负责人，各全国性群众团体党组负责人，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科研机关、工厂、矿山、设计院、医院、文艺团体、军事机关党委负责人，共1279人。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由周恩来拟定提纲，胡乔木负责起草。

    周恩来在以他特有的亲切语调所作的报告中，着重讲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周恩来特别加重语气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现在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番话赢得了全场一致热烈的掌声。

    报告指出，当时我们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是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报告提出了三项措施：第一，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第二，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第三，给予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会议围绕周恩来的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在大会上发言的有61人，另有29人作了书面发言。大家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中所阐述的思想观点和政策措施。

    1月20日，周恩来在闭幕大会上作总结讲话，全面回答了与会代表提出的一些问题。同时他强调，在经济建设中，不要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

    令与会者喜出望外的是，毛泽东出席了闭幕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他称赞“这个会议开得好”。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他幽默地说，要革愚昧无知的命，单靠大老粗，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中国应该有大批知识分子，并强调说：“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是不行的。”

    1956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正是因为这次会议，许多人把1956年称为知识分子的春天。在这个烂漫的春天里，人们心情舒畅，知识分子焕发出巨大的热情。全国也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

    我还记得，1956年时我在读初中，学校举行“向科学进军”幻想画比赛，我想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想到要用科学的力量“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于是开动脑筋画了一张“科学号”大卡车，前后两张大嘴，驶向荒山，前面把泥土石头树木都吃进去，肚子里是造房机，后面出来的是一幢幢砖瓦新房。题为“科学有力量，荒山变楼房”，还获了奖呢！从此鼓舞着我一生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