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随想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科幻创作的“科普情结”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实际上它一开始便被赋予了“科学普及”的厚望，而且也不能不受政治气氛的影响，担当起教育和宣传的特殊使命。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对科幻小说的基本要求是要为工农业生产服务，要落实到生产中去；对其“特定”的青少年读者对象来说，在注重科学幻想的科学性的同时，还得考虑它的思想性，亦即思想教育意义，足可见中国科幻小说的“负载”有多重了！

    尽管如此，在50年代中后期的中国，还是迎来了科幻创作、出版的第一个高潮。究其原因，一是大批苏联科幻、科普作品及凡尔纳科幻小说被译成中文，在读者中引起了热烈反响，同时对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二是党中央在1956年初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全国迅速形成了学科学的热潮，作家们创作科学文艺作品的热情空前高涨。不过，总的来看，“在初创期，科学幻想小说在中国文学界是没有地位的。它只是作为儿童文学中一个很弱小的品种而存在。”（叶永烈语）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科学的春天”来了，中国科幻小说终于走出了“冷宫”。 许多少儿杂志、科普杂志乃至纯文学刊物也都乐于刊登科幻小说。1979年5月，四川省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以发表科幻小说为主的杂志《科学文艺》（即《科幻世界》的前身）；1981年，海洋出版社创办了科幻丛刊《科幻海洋》；《我们爱科学》《少年科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智慧树》等杂志也竞相刊登科幻小说……中国科幻由此迎来了创作、出版的第二个高潮。

    这一时期，科幻作家的队伍在不断壮大，创作水平在不断提高：题材有了新的开拓，幻想构思和情节设计日趋精巧，在主题深化和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已有越来越多的科幻作家认识到：科幻作品除了介绍科学知识、提出科学展望外，还有其广泛的现实意义，还特具更深广的内涵，而不应只是处在“儿童文学”和“科学普及”的从属地位。

    《布克的奇遇》作者肖建亨尖锐地指出：中国科幻小说的发展一开始就伏下了一个潜在的危机。这危机就是“工具意识”过于强烈——仅仅把科幻小说当成了一种普及科学知识的手段，而忽略了科幻小作说为文学品种之一的文学品质。他认为，科幻小说并不是教科书，的确不能承载过多的科学知识，尤其是不能承载过分具体的、解决一个实用的工程技术知识的普及任务。过分的功利和实用主义，恰恰使科幻的小说的价值和社会功能难以真正发挥出来。

    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科幻小说的开拓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少儿科普工作者。当时，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对科学普及热情一些，原在情理之中。然而，科幻小说一旦大量问世，就会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去寻找最有利的发展道路。科幻作家们认识到，利用科学幻想这一形式来阐明哲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理想和愿望，要要比一般文艺作品显得更灵活、洒脱一些，或者说可以走得更远，没那么多约束和限制——这个特点常常也容易引起误解而招来责难。

    在1979年发表的《谈谈我对科学文艺的认识》一文中，科幻名篇《珊瑚岛上的死光》的作者童恩正主张将科学文艺与一般科普作品区别开来；“在写作目的上，科普作品是以介绍某一项具体的科学知识为主，它之所以带有一定的文艺色彩，是为了增加趣味，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在这里文艺形式仅仅是一种手段，是为讲解科学知识服务的。而在科学文艺作品中，它的目的却不是介绍任何具体的科学知识，而与其他文艺作品一样，是宣扬作者的一种思想，一种哲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一种探索真理的精神。概括起来讲，是宣传一种科学的人生观。在这里，科学内容又成了手段，它是作为展开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需要而充当背景使用的。”

    童恩正的上述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科幻界，是颇有创新和进步意义且极具“冲击力”的。但它同时混淆了在中国已有特定含意的“科学文艺”与“科学幻想小说”的概念，以致引起了不少误会和非议——指责他主张科幻小说可以不忠实于科学，科学内容不过是小说的“道具”而已，并且引发了中国科幻界与科普界著名的科幻小说的姓“科”姓“文”之争。

    早年从事过科幻小说编辑工作和创作的赵世洲，对中国科幻小说的“转型”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我国科幻小说的发展倒有点像青蛙，蝌蚪阶段曾经姓‘科’，而在走向成熟的时候，就应该及时地改而姓‘文’，成为文学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对科幻的认识已然深刻了许多，似乎也不存在什么大的争议了。我想，应该特别感谢前辈科幻作家和评论家们的探索与实践，为科幻创作现在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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