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随想

    将近一个月前，意外地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一位副教授打来的电话，介绍自己是《大学写作》课程的任课教师，邀我为一年级本科生讲授该课程的一个单元“科普写作”。我很高兴地应承下来，并在6月11日这一天走上了讲堂。

    面对逾百名理工科学子，开讲之时我先解说了自己的“意外”：30年前刚刚走出工科大学校门我便获悉，我国老一辈著名科学家周培源、苏步青、钱学森等提出，高等学校应设立“科技写作”选修课。然而，许多年过去了，仍未形成气候，将“科技写作”或“科普写作”正式列入大学教育计划的高校寥寥无几。中国科学院大学将《大学写作》列为计学时、算学分的公共必修课，并且采取研讨班的形式组织“科普写作”教学，确实让我眼睛为之一亮。

    回想我从科研机构“转轨”来到《科技日报》工作伊始，就看到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跟《人民日报》记者的一次谈话记录，印象深刻。宋健讲到：现在有些科技人员和科技管理干部，写的报告、论文和技术说明书，叫人看不下去，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意思。他还提及，他到美国访问时一位老教授对他说，读钱学森《工程控制论》一书英文版序言，感觉“写得像一首诗一样，给全书增加了一半光彩。”

    而更早些时候，钱学森曾十分具体地指出：“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本事：能用普通的语言向人民（包括领导）讲解你的专业知识。研究生在撰写论文的同时，最好再写一篇同样内容的科普文章，这应作为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有利于打破只会啃书本讲‘行话’的弊病。”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也谈到：“学科学的不学好语文，写出的东西文理不通，枯燥乏味，佶屈聱牙，让人难以看下去，这是不利于交流、不利于科学事业的发展的。”

    前不久，我看到报道说，十几年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上任之初去拜访时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听取他对学院的建议。当时正值国资委面试公务员，李荣融对钱颖一说：“清华的学生分析能力很强，可是这些高考作文分数都很高的聪明人怎么就写不好文章呢？”钱颖一也不理解，就问自己的学生。学生们告诉他，高考语文与写作能力关系不大，那是八股式的作文。

    钱颖一还去北京若干所中学听了多门高中课程，方才明白，为什么高考作文满分，也不一定能写出一篇有理有据的文章。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教学研讨会上，他又听到同行们诉苦：博士生导师经常为学生的论文表述不清和帮助学生修改文字而苦恼。看来，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随后，就有了清华经管学院专为一年级本科生开设的“中文写作”和“中文沟通”课程。这当是“通识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我理解，这亦可谓于科技教育中融入人文教育。

    6年前，我曾拜访过微波技术专家、著有多部科普佳作的旅美作家甘本祓，他关于科普创作的一个观点我特别赞赏。他说：必须用严肃的态度、生动的语言、恰当的比喻、必要而准确的数据来揭示所介绍的科技问题的精髓。这样才能使科普作品论之有物、看之有趣、听之有理、思之有获。这次在中国科学院大学讲“科普写作”，我并没有单单就写作谈写作，而是结合自己的创作和办报实践，从选题与视角、创意与表达、理性与思考等多个侧面，去阐释科普写作的要义。适逢中国科协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2019年科普创作选题指南》，真真感到，科普写作天地广阔、大有可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