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榘》，金汕等著 陈人康口述

  我还感到，看老干部是不是廉洁，他们的子女状况便是一个准确的信号。

  我60年代在十一学校上学，这里离各个军队大院很近，所以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40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的子弟。

  班里有叶帅的儿子叶选廉，还有五六位上将、大将的子弟。前几年我们聚会了一次，年近50岁的人想起儿时的生活不禁唏嘘。

  如今我们已经变老了，但是真正能和父辈业绩相媲美的几乎没有。连局级干部或企业老总，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有个别的已经下岗或者做了传达室看门的，这就是严峻的现实。

  我三哥陈人俊有次和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聚会，得知他也是一介平民，也是靠正当收入生活，开的是已经很旧的普桑，但他感到很踏实。

  我们与海军上将王宏坤的儿子王新中也很熟，他们开了一家公司，业绩不错。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公司没有用过老爷子的一点权力，老爷子也帮不上忙。”

  还有我的朋友、西藏军区司令员谭冠三的儿子谭戎生，他目前已经退休，就象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在早上晨练，读书看报，颐养晚年。谭冠三临终前向党提出了唯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谭冠三逝世后,做为长子的谭戎生自愿到西藏去,继承父辈未竟的事业。谭戎生的四弟是战争年代因父母无法带走而留给根据地老乡的，至今还在河北农村当农民。因为谭将军在解放后说：老区的人民在我们危难的时刻收留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忘本，是人民把他养大，他也要回归人民。

  现在谭戎生还要不时帮助在农村生活困苦的弟弟。

  前不久，我的二哥带我见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他身材不高，瘦弱的身躯已经有些驼背了，满头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依稀让人感到他受过不少苦。 

  二哥告诉我，这是50年代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我既惊诧也不惊诧，惊诧的是他似乎连高干子弟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惊诧的是，过着普通人生活的高干子弟太多了,他们的父辈大多早已远离了权力。

  我问邓瑞生大哥：“邓子恢被‘诬陷’，您也跟着受苦？”邓瑞生说：“父亲挨整，我们家就成为另类。我也从北京被安排到湖南常德一个中学教书。文革中我更是战战兢兢，我是中央一个被批判过的重要右倾人物的儿子，那在小地方简直不得了。尤其文革中成天念毛主席批判‘小脚女人’的语录，这段话又是针对我父亲说的，我的压力该有多大！”

  邓瑞生接着说：“父亲有很多老战友，我那个时候也不敢找，害怕株连人家。1970年我听说王震将军来常德，就硬着头皮去找他。宾馆的警卫一看我穿的土里土气，根本不相信我的父亲会认识王震。我告诉警卫，让他告诉王震，我是邓子恢的儿子，王震听说后说，‘把他请进来，他是邓子恢的儿子，也是林(伯渠)老的儿子’。 

  我不解地问邓瑞生：“您怎么也是林伯渠的儿子？”

  原来在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邓子恢与妻子黄秀香看着才出生3天的儿子不知如何是好，恰好林伯渠和妻子范乐春所生的儿子也同样大小，他们咬牙把邓瑞生与林老的儿子一同寄养在会昌范乐春亲戚家中。残酷的战争，使两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夫人先后去世。

  1949年9月，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听到江西解放的消息，提笔给驻扎在赣州的同乡、时任48军政委的陈仁麒写信，托陈仁麒帮助他和林伯渠找寻孩子。经过陈将军的努力，分别15年的儿子终于找到了。 

  建国后，做为副总理的邓子恢住进了中南海，他的儿子和林伯渠的儿子经常一起上学，也在中南海的食堂就餐。后来连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奇怪，为什么林伯渠的孩子那么像邓子恢，而邓子恢的儿子与林伯渠如同一模所铸。

  朱德对邓子恢说：“我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邓子恢却笑着说：“孩子搞错了，就错了嘛，不要紧，林老没有孩子，我孩子多，都是革命的孩子，不要换了。”

  后来，待中央办公厅派人到会昌调查，澄清真相，他们才将孩子换回。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眼前的这位老人当年是进出中南海的孩子，是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面前来来往往的红色后代。如今72岁的他，60年代末下放到湖南，至今仅仅有600多元的退休工资，遇到生病也不敢吃好药。

  几年前，他回北京已无落脚之地，还是他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了信，农业部根据情况给了他一间40多平米的独居。他已经非常满足了。 

  我们这些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很怀念少年时代充满理想的日子，尽管那种日子有很多缺陷，但是要求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的信念是永远不该丢弃的。

  一位比父亲级别还高的老革命的儿子说：“我们当今有很多做法是与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的。世上没有不沉的船，我们至少要洁身自好地不去拆船。”

  中国网201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