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王林倒下之后，牵出了刘志军、胡长清、丁鑫发、宋晨光等一长串高官的名字，他们都曾是“大师”的粉丝。每个成功的大师背后，都站着几个问题官员，鲜有例外。

  关于高官腐败，反腐败理论研究者邵道生曾提出著名的“信仰危机”说。他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信仰”问卷

  只有探究官员的心理变化，才能得知贪腐在官员个体身上如何发展演进、由微而著的历程。

  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时为江西行政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的肖唐镖借在中部某省省委党校授课之机，对六个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行了抽样调查。共投放匿名调查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571份。

  问卷中设计了直接触及“贪腐”的问题。在“任用干部的风气”上，竟无一人认为“风气很正”，认为“风气比较正”的仅占18.6%。

  在“任用干部风气不正的主要表现”问题上，74.8%的人选择“拉关系、跑官”；55.3%的人选择“任人唯亲、分派分线”；46.8%的人选择“考察不实”；43.1%的人认为在干部任用方面“决策不民主、个人说了算”；28.4%的人选择“买官卖官”。“现在提升职务关键要靠什么？”75.1%的回答选择“与领导的关系”，而只有17.0%的人选择了“资历”。

  “干部任用和管理中的问题，于此可见一斑。”肖唐镖总结道。

  涉及官员信仰状况的问题是“您觉得共产主义能否最终实现？” 66.9%的人回答“有可能实现”或“一定能实现”，然而，选择“不可能实现”或“说不清”的人也占27.4%。在“是否希望我国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71.5%的人选择是，有20%左右的人选择“不希望”或“说不清”。

  他从答案中看到，“在地方领导干部队伍中，多数人员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但多元化的情形却已经发生。”

  “信仰的失落，已在当代官员心里种下了价值观迷失的祸根。”肖唐镖表示。

  警示案例

  纪委系统常以现实案例为原型拍摄专题片，进行领导干部教育警示。同时，专题片会把落马官员分成不同类型，其中就有一种“信仰缺失”型专题片。

  其中，“信仰缺失”的专题片中“草原巨贪徐国元”最为引人瞩目。

  2009年，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贪污受贿案公开审理。据办案人员介绍，徐国元在赤峰市任市长6年间，涉嫌敛钱财约3200万元。

  2006年，有关部门对徐国元开始初查，他一边编造虚假事实、伪造书证，为其违纪违法所得捏造合法来源；一边向外转移藏匿现金和贵重物品。他甚至把200余万元现金和珠宝装在一个密码箱里，从内蒙运至云南省的一座寺院里，放置在寺院住持的住处，密码箱的钥匙竟藏匿在了佛像耳朵里。

  该办案人员称，徐国元每收到一笔赃钱，都要先在“佛龛”下面放一段时间。由于心里有鬼，在他隐匿赃物的箱包中，箱包四角也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祈求“平安”。

  实际上，徐国元并不是真心信佛，也不想诵经忏悔，而是心存侥幸。“徐国元明知自己罪不能赦，还幻想寻求佛的保佑。他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即使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徐国元信佛无非就是寻找寄托，祈求保佑。

  “迷信”的根源

  在肖唐镖大胆的“信仰”问卷之后，随着贪腐高官不断落马，贪官的心路轨迹愈加暴露于大众，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目标转向官员的“内心世界”。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以十六大以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为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基本特征。他得出的结论是，“‘钱、权、色’是腐败的高发领域，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52岁至62岁。” 他的调查显示，在72名腐败高官中，有22人“长期包养情妇、道德败坏”，占33.3%。耐人寻味的是，不少包养情妇的官员系因为情妇谋取利益而落马，亦有不乏被情妇举报导致罪行暴露的高官。涂谦认为这是掌握权力者的贪欲超越伦理底线所致，该现象折射出的是贪腐官员价值观的沦落。

  在对贪腐官员的研究成果中，另一项触及精神信仰层面的结论是：很多贪腐官员有着异于常人的“迷信”思想。 近年来，此类官员迷信事件更是屡见报端。如河北高邑县委大院门口飞机堵路事件，江苏宿迁“骆马湖”更名事件，长春某法院辟邪宝剑事件。最近热传的是刘志军案发前每天烧香拜佛以及在办公室摆“靠山石”的事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对表示，选人用人制度上的不正之风，是造成官员迷信的重要原因之一。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盛行，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权钱交易使得正气受到压抑，一些官员痛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在不正之风的暗示下，一些官员产生沉重的焦虑感、迷茫感和无力感，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程萍说。

  “(今天)这些堕落的官员(的心理和思想)已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度之，已是极度的荒唐与张狂。”肖唐镖指出，十年来贪腐官员的表现有三：一、贪腐行为已经无以复加；二、干部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没有体现出相应的防腐、反腐举措和积极性；三、所幸的是，公众监督媒体监督已经成为反腐的利器。

  “如果说其他措施未令贪官恐惧，公众和媒体起到了这个作用。”他说。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30期

  文/徐智慧 王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