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苑】

◎吴明静

    编者按 60年前的今天，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腾空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而距离罗布泊千里之外的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三号院却依旧“平静”。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此为原子弹的研制呕心沥血、默默付出，却在伟大事业成功之际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公开庆祝。值此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之际，本报邀请长期从事核武器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将视角聚焦我国唯一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的单位——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回忆当日科研人员于静寂无声中的喜悦和激动。

    60年前，即1964年的10月16日，周光召先生安静地在自己的办公室如常工作。

    他的办公室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三号院（后改称花园路六号院）。

    三号院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大门口有门卫，看守很尽职，闲人免进。但周围的住户早就发现，这个禁止旁人入内的院子从没挂过牌子，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一只高高竖起的烟囱当门而立，挡住了人们好奇的视线。从烟囱上看，这个院子像工厂，但又没冒出过生产的黑烟和噪音，进进出出的人个个文质彬彬，衣服也干干净净的，不像工人。

    这群神秘的人就是为中国设计原子弹的科研人员，这个院子就是我国唯一从事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的单位——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所在地。这个理论部的主任是邓稼先，周光召是第一副主任。

    1964年10月16日这天，邓稼先不在理论部，他早已身处三千公里之外的新疆罗布泊，和一众单位的参试人员一起，在戈壁滩上迎接“零时”的到来。周光召和理论部大部分科研人员留守工作岗位。科研人员并不知道自己亲手设计的装置将会在今天爆响，“零时”的准确时间是机密，只有少数人得到通知，大多数人知道的只是，前方已经为试验准备了很久。

    理论部的科研办公楼叫十四号楼，是一栋新楼。周光召的办公室在二楼靠西。部领导和科研人员一样没有优待，12平方米的办公室满满当当安置了4位副主任。一路上，相遇的科研人员和他打招呼，称呼他“老周”，他也很客气地回应。不称呼职务，只以“老”“小”相称，这是理论部的传统，单位内部气氛很和谐。

    人们从周光召沉静的面容中看不出更多端倪。但是，昨天刚完成的一项突击任务露出一丝不同寻常的迹象——周恩来总理在临试前提出一个问题：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概率是多少？他要求科研人员明确回答。

    周光召立即召集另两位副主任——物理学家黄祖洽和数学家秦元勋。他们对一个名为“过早点火概率”的问题开展了计算，这项研究本就是原子弹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作，这时应周总理的要求再次计算。经过紧急计算，黄、秦二人将计算结果交到周光召手中，他看了后表示认可，三人都在计算结果上签了名。周光召从容地向总理汇报：不成功的几率很小，成功的概率是很大的。

    保票打过了，但是过早点火概率这项研究依然在进行。当时，刚毕业两年的年轻人贺贤土正在将这项研究深入做下去，分管这项工作的部领导就是黄祖洽，贺贤土也是在黄祖洽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再进一步。“要认清并探索物理规律，不能把研发原子弹只当作工程技术问题，要作为一项科学研究来认真对待。”贺贤土及同事们在以后长达60年的科研中一直实践着这句话，这句话也是周光召的老师、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的要求。

    当天中午，人们正常下班，食堂设置在一里路外的花园路一号院，吃完简单午餐的人们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整个院区安静平和。

    下午三点，遥远的罗布泊，一声春雷打破沉睡的荒寂，排山倒海的力量冲天而起，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约三点半，好消息通过电话传到理论部，沉稳的周光召也难掩激动与喜悦了。

    学术秘书竺家亨就在周光召隔壁办公，周光召接完电话就告诉了他。竺家亨和同事们高兴地大声喊起来，周光召嘱咐：“低声、低声，注意保密，等待中央正式宣布。”

    年轻科研人员李维新在上下楼时和周光召相向而过。一向沉稳的周光召居然笑盈盈地伸出手和他握手，并且轻快地说：“刚刚试验成功了！”

    瞬间，巨大的喜悦冲击得李维新说不出话来，只用力地握着周光召的手摇啊摇。周光召又悄声嘱咐：“注意保密！”

    激动不已的李维新回到办公室就把好消息告诉了同事。

    很快，各组组长被召集去开了个小会。他们返回办公室后，个个满面春风，接着宣布了一条纪律：只能在办公室里庆祝，不能到外面去，“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干这个的”！

    于是人们只能兴奋地涨红了脸。

    伏案工作的贺贤土先是纳闷隔壁办公室为什么有人在蹦跳，随后也加入了庆祝的行列。

    下班后，理论部的人们怀着焦灼与期待，守在收音机前听广播。

    当天晚上十点，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北京的夜迅即被点燃了，全中国的夜都被点燃了，人们涌上街头，敲锣打鼓地游行，争抢《人民日报》红头号外。贺贤土和同住单身宿舍的同伴们忠实地遵守院里的规定，没有参加外面的庆祝活动。回到房间他就一如既往地坐在书桌前，但外面街上锣鼓齐鸣，远远近近的欢呼声、口号声一浪接一浪地传进房间，手中拿着的书怎么也读不下去，他看到好些同事都在默默地流泪，那是因为激动和自豪流泪。贺贤土从没有那么清晰地感觉到，自己与国家是如此的紧密相连！

    也有同事走上街头旁观那欢乐的场景，还有人骑车赶赴天安门广场。年轻的新中国此时才15岁，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人民自发地聚合起来，纵情挥洒着激动的泪水，兴奋地呐喊。而这些为原子弹立下汗马功劳的科研人员也饱含热泪去领取《人民日报》号外，回家后叠放收好，同时也将自己奔涌的情绪收好，因为明天还要继续隐秘而伟大的征程。

    第二天，周光召和同事们准时上班。原子弹爆炸成功了，氢弹的研制应该抓紧了，而周光召早在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就组建了一个4人工作小组开展氢弹研究。另外，原子弹试验之后，小型化和武器化也就成为急迫任务了。

    中午下班照例去食堂时，贺贤土和一些同事发现大门口外的水泥地上写满了粉笔字：“感谢你们！”“你们为祖国作了大贡献！”原来他们并非不为人知，毕竟单位离北大、清华、北航都不太远，再谨慎低调，总会遇上以前的老师和同学，于是，这个不挂牌子的单位是干什么的也就被有些人猜到了。

    过了几天，罗布泊的各种消息传来。爆炸后邓稼先、程开甲和参试人员喜笑颜开地围着王淦昌，王淦昌意味深长地笑道：“真有趣，太令人高兴了！”善诗的陈能宽只吟得一句“东方巨响”，就激动地无法成篇，几天后提笔一口气赋完整首清平乐。朱光亚因为司机走错了路，未能及时赶到观测点，在路上，他转身看见腾空而起的火球，刚毅内敛的他顿时泪流满面。

    经过一战二战摧毁又再生的世界尚未稳定，多重力量在较量在平衡，1964年10月16日这一天在中国大地上腾起的蘑菇云昭告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再次崛起。

    从这一天起，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不可逆转。

    （作者系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高级政工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