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著作，特别是小领域内的专业著作，要找到完全合适的译者并不容易。专业对口而且外语水平足够的人总是很少的，而且他们往往还有课业、科研压力，甚至还要考虑学术圈内的人际关系，因此出版方总是很难找到合适的译者。

    “错译遍布全书。”

    不久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王慧敏在公众号上发文表示，某知名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译本《美国高等教育史》存在大量错译。王慧敏认为，从该书的翻译质量可见，译者和出版社没有显示出应有的对学术负责任的态度。王慧敏的文章在网上引发了热议。《美国高等教育史》出版方随后发表了致歉函，声明将第一时间下架图书，全面排查问题，启动退换货工作，并且吸取教训，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美国高等教育史》其实不是特例，学术出版翻译质量低下这一问题还是很普遍的，虽然不是每本有问题的书都如此糟糕。”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政治室副研究员谭道明评论道。谭道明读过不少学术译著，也曾独立完成整本外文学术著作的翻译。

    “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在出版业有6年工作经验、曾在行业多家公司任职的马良（化名）表示，翻译质量问题并不能完全归因于个别译者的消极态度，人们得观察学术译著出版的整个流程，才能理解《美国高等教育史》这样的“漏勺”是怎么产生的。

    学术翻译需要下“苦功夫”

    “我翻译过一本书，还有多篇学术论文。而我之所以只翻译过一本书，原因之一就是这本书的翻译工作太艰难，让我至今‘心有余悸’，以至于多年没有再译过书。”2013年，谭道明翻译的学术著作《论拉美的民主》出版。而翻译这本中文34万字的作品，前后花费了谭道明两年多的时间，当时他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谭道明说，学术图书翻译的一大难点就是海量的人名、地名以及专业术语。翻译这些词汇时既要考虑约定俗成的原则，也要参考新华社等权威机构发布的标准，还要结合学术上的讨论和规范。单是这个过程就需要译者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更不必说对句意的解读以及对中文表达的重新整理了。

    “我翻译这本书还遇到了一个意外。那就是在翻译快要完成的时候，原作推出了新版。我咬了咬牙，决定让译著‘同步更新’，于是又做了数万字的删改、增添工作，译著才最终成形。”谭道明回忆说，读博期间，他曾花费日均5小时来翻译图书。

    然而，当图书终于顺利出版的时候，谭道明却感觉“有点失落”。原因在于，他从这本34万字的译著当中只能获得2万余元的经济报酬。“不过，对于作为一名学者——当时还是一个学生的我来说这项工作的意义并不只在于钱，翻译过程中的所学所得也很重要，所以整体来说我的收获依然很大。只是如果单从钱的角度考虑，这样的报酬水准恐怕配不上译者投入的心血。”

    马良表示，“英语翻译千字70元”已经是出版业多年的惯例，水平较高的英语译者以及一些小语种译者可以得到每千字80—90元的报酬。虽然极个别“金牌译者”能拿到更多报酬，甚至可以像作者那样收取版税，但这种特例无法代表行业整体水平。“所以单从物质上来说，翻译确实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功夫。”马良直言。

    翻译出版面临种种妥协

    马良介绍说，从出版方的收入来源看，目前中国的学术译著图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靠学术项目经费，另一类靠图书销售收入。这两类图书出版流程有较大差异，但是都存在翻译质量把关不严的问题。

    依靠学术项目经费出版的图书出自一些学者申报的项目。当项目成果当中包含译著出版，这些学者为了结项，就会把翻译后的著作交给出版方，并从项目经费中拿出一笔钱支付给出版方作为报酬。这种情况下，出版方不用向译者支付报酬，译者反而是向出版方支付报酬的人。此类图书无需太关注市场反馈，翻译也是“现成的”，因此出版方并没有充分动机对翻译成果进行严格把关。

    依靠销售收入赚钱的图书，理论上对翻译质量要求更高，但是在现实当中，出版方也需要做出种种妥协。“学术著作，特别是小领域内的专业著作，要找到完全合适的译者并不容易。专业对口而且外语水平足够的人总是很少的，而且他们往往还有课业、科研压力，甚至还要考虑学术圈内的人际关系，因此出版方总是很难找到合适的译者。外加市场化图书的购入版权是有期限的，一般是5年，如果翻译用时太久，销售时限就会被压缩，盈利压力就更大。在这些因素影响下，出版方有时就会直接选择和翻译中介公司合作。”马良分析说。

    作为“学者+译者”，谭道明也从学术圈内译者的角度分析了翻译质量的激励因素。“一是稿酬问题，翻译的收入回报率非常低，这几乎是学界公认的；二是结项需要，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个别学者可能‘糊弄’了事；三是，关于译著是否可以作为学者评定职称、学生评奖学金的加分项，很多高校、研究所是不把译著算作成果或予以奖励的，事实上对翻译成果的质量也缺乏把关机制；第四，学者、学生们的学术热情很重要，但学术翻译中非制度化的、主观性的激励有很大不确定性。”

    马良表示，译者对某些作者或作品的热爱和学术热情，以及译者署名带来的声望等非物质因素确实能够激励部分译者，甚至有人愿意免费翻译书籍。“但是‘用爱发电’终归无法常态化。”马良评价说。

    “作为一个研究拉丁美洲的学者，我曾看到一些译著居然能把‘美国’和‘美洲’都搞混，这令我既生气又无奈。这些低级错误很可能是机器翻译的结果，如果有专业人士简单把把关，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谭道明说。

    马良表示，质检工作和翻译工作一样，都面临激励不足、难以找到合适审校者的困境。出版方一般存在内部质检机制，但是质检人员的能力不足以应对各个专业学术领域的校译工作。即使出版方找到了来自学界的专业校译者，也只付得起很有限的报酬，对方不一定愿意接受。

    建立翻译规范长路漫漫

    面对学术译著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行业应该如何改善？

    马良认为，学术译著的质量问题并不是由学界或者出版界单方面造成的，而是双方一连串制度因素共同导致的。“这是资源不足的问题，但又不只是资源不足的问题。短期来看我觉得没有解决的办法。翻译的统一标准也好、规范流程也罢，从出版方这一侧来看，目前是不存在的，也没有建立的可能性。”

    谭道明分析说，从学界一侧来看，学术激励制度不合理、学风浮躁、部分学者水平不足等问题普遍存在，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学术译著的质量。想要提升翻译水准，就得多方入手，改善整个学界环境。“市场上的报酬确实不足，但学术翻译也不能只看市场。”他说。

    谭道明举例说，目前市面上的英语译著以及英美题材的译著，平均质量就高于小语种、小领域的译著，这一现象反映的就是学术水平对翻译质量的影响。“把学术水平提上来、规范学界内部的激励机制，都可以提高学术翻译水准。当然这些都需要长期努力。”谭道明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