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从总书记的讲话能感到，他把考古看成一个重要的交叉学科。我们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实物遗存，要发现遗存，挖掘和阐释遗存蕴含的各类信息及价值，就必须用到以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科技手段。”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告诉科技日报记者，从中国考古学的最初阶段，到现代科技应用相对成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考古人一直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科技考古：挖掘和阐释更多不可见信息

    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为指引，聚焦考古学研究的问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技术开展研究，这叫“科技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科技考古包括数字考古、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等多个领域，它极大提高了考古学的科学性和精确度。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坚持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能否更加科学、系统、广泛、有效地运用科技考古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袁靖强调。

    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就是科技考古的一个实例。

    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晚期的都邑，各个阶段的研究都把它作为重点。碳十四测年、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植物考古、同位素分析、古DNA研究、冶金考古、陶瓷考古、玉石器研究等科技考古诸多领域，都介入其中。

    “研究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我们就能了解青铜器背后的生产技术、生产体系和流通体系，进而分析当时的社会制度。”身为冶金考古专家的陈建立举例道，考古人用现代科技手段，发现青铜器铸造工艺在二里头文化不同阶段发生了重大转变；根据铅同位素的分析，还能推定青铜器原料的产地。有了这些信息，考古学家能进一步揭示青铜器铸造工艺为何在此时、此地发生了巨大变化，探究背后的技术和社会政治原因，进而阐释外来因素和本土创造在中华文明特质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二里头遗址还出土过非常有名的绿松石龙形器。对绿松石进行成分分析，能知道绿松石的产地，探讨当时的政权如何对远方的矿石资源进行控制和调取。“这涉及复杂的社会管理制度，它也是当时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陈建立说。

    考古人员：在一线点亮科技之光

    “科技在考古中的运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具有显示度和必要性。”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纺织品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主任周旸表示，很多考古人有这样一个理念，“无科技，不考古”。太多信息被隐藏在历史的迷雾中，科技，是那束穿透迷雾的光。

    周旸的团队在用科技手段探寻丝绸起源。中国丝绸博物馆首创的基于免疫学原理的丝绸微痕检测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仰韶村遗址、双槐树遗址、三星堆遗址等重大考古项目，在土样中检测出丝素蛋白的微痕迹，提示丝绸的存在。

    周旸相信，科技能将丝绸的起源、发展、传播、交流这4个乐章串联成一曲震撼人心的交响曲。下一步，他们要加强技术攻关，把丝绸起源的时空范围向前推进。周旸也希望，把检测技术做得更加简易，让更多考古一线工作人员可以方便地在现场使用。

    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入选了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墓地的发掘工作中，一线考古人边发掘边整理，同步开展了多学科检测研究，成果斐然。项目负责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罗运兵介绍，利用多种同位素重建个体迁徙行为和生活史，他们清晰揭示了南北人群密切互动，为认识当时的人群融合提供了科技支持。

    罗运兵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如今在开展考古发掘时，考古人都有很强的课题意识，主动强化科技手段的运用。罗运兵认为，考古人不是简单的考古材料的占有者或提供者，而应该是考古材料多学科研究的组织者。多学科人员要以“考古问题”为切入点，共享考古材料，形成良性循环。“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科技手段的运用，事实表明，这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能取得阶段性进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工程下一步纵深推进的关键支撑。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过程如何呈现，考古与科技的深度融合是不二的选择。”罗运兵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