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阿特巴赫就曾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做过研究，他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以下4个特征：充足的办学经费，相对扁平与独特的治理模式，从国际上聚拢一大批高水平的高科技人才以及在跨学科、有应用前景的领域进行重点布局。

◎李锋亮

    2月17日，2022年科教协同领导小组会议暨高校校长座谈会在京召开，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钟登华在会议上介绍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挥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用的重点举措。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和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强高校基础研究，布局建设前沿科学中心，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曾表示，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提升科研原创能力，要聚焦于实现“从0到1”的突破，切实解决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中的实际问题。高校作为学科和人才聚集地、育人高地、创新策源地，必须主动承担历史责任，担当攻关重任，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全面提升科研原创能力，服务国家发展重大需求。

    “无用之用”与“有用之用”

    何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其实，学界对新型研究型大学早就有过研究与讨论。比如国际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阿特巴赫就曾对新型研究型大学做过研究，他认为新型研究型大学具有以下4个特征：充足的办学经费，相对扁平与独特的治理模式，从国际上聚拢一大批高水平的高科技人才以及在跨学科、有应用前景的领域进行重点布局。

    上述4个特征可以说基本概括出了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传统研究型大学不过分强调学术研究的跨学科以及对科研成果实际应用的倾向性。相反，传统研究型大学还可能会强调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属性以及“无用之用”。什么是学术研究的“无用之用”呢？比如攻克了数学领域的某个猜想，这很难在较短时间内转化为科技成果，提高人类的劳动生产率与技术水平。然而，传统研究型大学必须要以这些“无用”的学术研究为己任，鼓励自己的教师敢于“坐冷板凳”。

    然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却强调“有用之用”，将学术研究的关注点聚焦到重大应用前沿，希望在较短时间内通过巨额的经费投入，聚拢大量高水平人才，在多个领域获得重大突破。

    所以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最少需要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充足的经费支持，给予科研人员足够的资源支持，才能实现科学研究的突破、创新与超越。新型研究型大学要想在后发中实现赶超，同样必须要有足够的经费作为支撑。

    第二个前提是足够多的高水平科技人才。科研是人才密集型产业，没有足够多的高水平人才，单纯只有足够的经费也无法实现科技创新。而要

    吸引高水平科技人才，除了提供丰厚的薪资与充裕的教学、科研经费外，还需要面向全球招募人才，这就需要新型研究型大学提高自身的国际化治理水平。

    可见，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既需要有足够的经费支持，又要有聚集国际化英才的胸怀与氛围。目前，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提高，且政府教育财政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4%以上，这就使得我国能够有相对比较充裕的经费投放在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中。而我国“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吸引国际高水平科技人才来华。

    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在这些方面下工夫

    与传统研究型大学不同，新型研究型大学应突破传统建设模式，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民生领域、面向前沿科技，以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顺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新”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

    首先，要找准关键领域，实现创新突破。目前我国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满足国家战略需求与前沿科技领域的技术突破。所以当前阶段，我国新型研究型大学要找准国家与产业急需的关键领域，进行持续“攻坚”，在关键核心技术上实现突破。

    其次，要构建人才培养新模式。目前，无论是国际学者还是国内学者，在谈到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建设时，都注重其在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然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尽管是“新型”的，也是“研究型”的，但归根结底是“大学”，大学最主要的功能是人才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说：“人才是第一资源。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所以，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聚焦科研的同时，既要通过科研育人、培养学生，也要注重培养教师和教学团队，在课程教学、学生指导、青年教师成长等方面构建人才培养新模式。

    最后，要突破传统发展限制，探索治理新模式。尽管世界范围内已有多个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成功案例，然而其发展模式与治理模式目前依然受到多方质疑，比如密集型的经费投入缺乏可持续性，单纯重视经费投入会诱发机会主义、削弱科研人员的组织认同感等。因此，我国的教育行政人员、大学管理人员、相关专家学者等应该承担起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学治理模式的责任，形成高等教育的治理新模式，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作者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长聘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