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路百年·红色印记

    编者按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100年波澜壮阔的征程中，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科技事业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之路。

    回顾党领导下的科技发展历程，本报今起开设“科路百年·红色印记”栏目，以飨读者。

    《新青年》是一本与中国共产党成长历程密切相关的杂志，曾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自1915年创办至1926年终刊，杂志共发表文章近600篇，其间发表了众多传播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文章。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撰写的诸如《什么叫社会主义？》《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在宣传革命进步思想的同时，《新青年》杂志也非常注重于对科学思想的传播与科学知识的普及。因为，对科学精神的高扬，本就是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919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大力提倡“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从此，德、赛两位先生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最深入人心的形象，陈独秀犀利地指出：“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提出赛先生并非一蹴而就

    提出赛先生并非是陈独秀的一蹴而就，像民国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他对科学的理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开始，陈独秀还是将科学简单地理解为纯粹的自然科学，是与传统的封建迷信思想相对立的客观理性的知识。在这个时期，《新青年》杂志对科学的宣传还主要侧重于对科学知识的普及。后来，在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陈独秀认识到了作为一种研究方式和一种精神品质的科学。他认为，“社会科学是那研究自然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如此一来，科学并非只是一系列严谨刻板的知识，科学更是一种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法，是一位值得人民去了解与追随的老师。社会的改造、文化的革新，甚至革命的推动都需要以科学为指导。

    陈独秀推崇赛先生，是看重了科学精神中所蕴含地批判力量。《新青年》杂志以科学精神为武器，朝着腐朽的礼教、愚昧的封建迷信展开了猛烈的进攻。陈独秀写道：“若相信科学是发明真理的指南针，像那和科学相反的鬼神、灵魂、炼丹、符咒、算命、卜卦、扶乩、风水、阴阳五行，都是一派妖言胡说，万万不足相信的。”不只在解释自然现象的领域，陈独秀在人生观的领域仍然推崇科学精神。在1923年发生的“科玄之战”中，陈独秀坚定地站在“科学派”的一边。那篇著名的文章《答张君劢及梁任公》，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3期。在文章中，陈独秀对于玄学派领军人物张君劢所列举的九项“人生观”问题进行逐一批判，并进一步指出，科学的人生观应该建立在对于人类社会的科学认识之上，即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陈独秀写道：“第一先有了物质的世界这个事实，第二才有能思想的人这个事实，第三又有了所思想的对象这个事实，然后思想才会发生，思想明明是这事实底儿孙，如何倒果为因，说思想是事实之母？”凭借这篇文章，更多的进步青年不光坚定了对科学的信仰，也进一步了解了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

    认识到科学是一把双刃剑

    陈独秀推崇赛先生，更是认识到了科学技术才是近代以来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动力。陈独秀以德国为例，认为19世纪以来的德意志帝国正是通过科学的飞速发展才带来了整个社会的物质文明进步，从而为国家进一步地政治制度改革与文化繁荣提供了基础。然而，这种思想在当时却是颇有争议的，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过分强调科学的负面效应。他们指出，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是因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增加了战争的烈度与破坏性，才使得短短几年之内繁荣富庶的欧洲被打得满目疮痍。与此同时，西方列强与殖民者们也正是依靠着科学技术才展开了对其他民族的侵略与掠夺。而陈独秀则坚定地认为，这一切并非是科学本身的罪恶。陈独秀很早就注意到了科学是一把双刃剑，“一颗炸弹可以杀人，也可以开山通路，一条铁路可以用它来打仗，也可以运粮拯饥。”因此，作为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是因噎废食地警惕拒斥现代科学，而是要大力学习和发展科学，使我们的国家尽快掌握足够的物质力量。陈独秀请来赛先生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满足知识分子的个人兴趣，而是始终以人民和国家的利益为重。

    除了作为领军人物的陈独秀外，在《新青年》上，直接撰写专门文章参与科学传播的作者主要是王星拱、马君武、李寅恭、吴敬恒、高一涵、任鸿隽等20余人。这些作者中有相当多的人在国外名校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在各自的领域具有相当扎实的知识储备。在这些旗手的推动下，《新青年》引介了大量西方前沿科学理论，曾刊登过多篇关于进化论和现代地理学的文章。与此同时，《新青年》对现代医学与生理卫生知识的传播也有非常多的关注。据统计，《新青年》上刊登的有关现代医学传播的文章主要有5篇，涉及人口与生育以及西医的体检和治疗等内容。这些知识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极为前卫和先进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重要的宣传阵地，《新青年》虽然在全国的进步青年中激发了空前的反响，却被反动的租界警察和北洋政府竭力封杀。身为杂志主编的陈独秀也因此多次入狱。1926年7月，迫于多方压力，《新青年》最终停刊。然而，赛先生的精神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没有因为杂志的停刊而中断，反而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播撒下坚忍不拔的种子。这些思想的种子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培育中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这个伟大的政党彻底改造了旧中国，实现了当时革命先驱们请来赛先生的初衷——“救国救民，利用厚生”。而赛先生的精神，更是早已深刻融入当代每一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在新时代中绽放着更加璀璨的光芒。